郑天挺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者、明清史专家。他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方面的研究，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已为举世公认，薄海同钦。
郑天挺先生又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执教六十余年，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培育出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
郑天挺先生道德高尚，涵养深厚。他律己严，待人宽，生活朴素，心胸开阔，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服膺真理，追求进步。他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又具备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他教书又教人，不仅在治学上是导师，在做人上也是典范。
——杨志玖
郑天挺（1899~1981），字毅生，福建长乐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历任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秘书长、总务长、副校长等职。他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全国高校文科教材历史组副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组组长，中国史学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等。主要著作有《探微集》、《清史探微》、《清史简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等，并主编有《明清史资料》、《史学名著选读》等。
大题小做
1917年，郑天挺进入北京大学国文学门学习，正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之时。蔡元培认为要提高教学水平，使北大成为能与国外著名大学相比美的大学，就必须加强科学研究，以最新科研成果充实教学内容，所以他在北京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中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其后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又指出：“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强调了大学的研究功能，并且明确提出学习、借鉴，进行比较研究以创新的关系和方法：“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由于蔡先生倡导科学研究，并注意方法论的教学，北京大学各学系均由系主任或资深教授开讲方法论课程，并于1917年11月成立了各科研究所，以利高年级学生和教师从事研究，开中国近代大学设立科研机构之先河。胡适先生的流传很广的名言“大胆的假说，小心的求证。”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并发表在《北京大学月刊》第5、7、9期上的《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一文提出的。在学术气氛浓厚的北京大学学习、研究、教学，郑先生自然学习到了大师们的治学方法，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科学研究的进展不外三方面的因素：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郑天挺先生的论著在史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有不少成为不移之论，广为引用，但其论题往往并不宏大，初看反觉窄小，细读之后则发现其深意，有以小见大，见微知著之感。因此，学界对郑先生的“探微”法评价甚高，称为大题小做。
郑先生研究史学大题小作的“探微法”贯穿在他的教学与论著中。我们看到“关于徐一夔《织工对》”一文便是其中一例。在这篇约八千字的文章中，郑先生考察了徐一夔的行止，根据《明史》、《明诗综》、《始丰稿》等书的记载，知道他至少于至正（元顺帝年号至正1341~1368年）十年（1350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的确在杭州，而反映其他年份徐在杭州的尚多，如《谢危大参书》、《晏居记》、《序灌园生》、《西岭草堂续记》等。也就是说徐一夔在杭州多年，是有机会与织工聊天闲话的，文中所写织工的状况是真实可信的。这就首先确定了《织工对》的真实价值，以及事件发生的地域在杭州。
其次，郑先生翻检《始丰稿》发现其按年分组编排的规律。《织工对》被编在前稿第一卷内。而前稿卷一至卷三，除没有标明年月的以外，都在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以前。再参照丁丙所作《始丰稿跋》中说：“前稿三卷……共五十四首，皆作于元至正间”可知《织工对》的写作年代应在元末至正年间。
接着郑先生从词汇学入手，考证“日佣为钱二百缗”关于工资一句中的“缗”字。缗是穿铜钱用的绳子，一串是一千文，一缗就是后来的一贯。而“缗”这个元代通俗惯用语，到明初由于钱法改变，钞值不同而不再沿用，改千钱为一贯，所以缗通行于元，贯通行于明。由此亦可推知《织工对》所记应为元朝末年之事。再参考徐一夔在明初的著述《夕佳楼记》（1378年）、《俞子中墓碣》等中记述资费时全用若干“贯”，而不用若干“缗”，表明徐在使用“贯”与“缗”上是有时间区别的。在《织工对》中用“缗”而没有用“贯”，也说明它是元末写成的，不是明初。郑先生进而又从日工酬的多少，元末钞币贬值的情况甚于明初来说明《织工对》记述的应是元末，不在明初。层层递推，使读者明确无误地认定事实发生的时代确在元朝末年。
为搞清楚《织工对》记述的是丝织业还是棉织业，郑先生从徐一夔的其他文章中没有找到直接说明，同住杭州的陶宗义、杨维贞、叶子奇等人的著作中也没有直接史料可资说明。郑先生只有从明代宋应星的《天公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陈汝锜的《短书》等中有关织机、织工等情况的记述、图样来推断，知道当时棉、麻织机与丝织机构造有别，织工人数不同。织棉、麻时一机一人即够，丝织不起花纹时亦一机一人，而织丝绸提花则必须一机二人或三人。那么《织工对》中说的“杼机四五具”，“工十数人”，“工凡十人”，表明织工数多于织机数，甚至正好一机二工。可见是丝织业的情况不是棉、麻织业。于是郑先生认为，徐一夔的《织工对》记述的是元末杭州丝织业的状况。
证明了《织工对》记的织工状况的年代、地域、行业有什么意义呢？原来这里联系着中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历史学家吴晗早在1936 年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十四世纪时之纺织工厂》一文中就介绍了徐一夔的《织工对》。此后有关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论争中便不时会看到引用《织工对》的文字，但看法不一，意见分歧。有说《织工对》记述的是元末状况的，有说是明初的;有说是丝织业的，有说是棉织业的等等，莫衷一是。郑先生这篇约八千字的小题目的文章，引证注释达101处之多，这严谨考证的结果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这一悬案得以解决，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这一大课题的深入讨论作出了具体贡献，为学界所称道。
郑先生的“小题目”、“小问题”，往往是表面看起来小，其实这小问题都是与重大历史问题相联系的。这种“集合许多小胜为大胜”的战略，由于一个一个小问题的深入研究从而使大结论牢固不拔。类似的例子还多，如《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首先就“满洲”之词源，广征文籍，证以史实，“满洲本部族名……满洲本作满珠，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曼珠华言妙吉祥也……今汉字作满洲，盖因州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满洲源流考·卷一》）“号其部族为满洲”（《清史稿·卷一》）说明 “满洲”乃部落名称，“与国无涉”，“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谬妄。满洲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郑先生并进一步考证了满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汉、蒙古、朝鲜等民族的密切关系，在“清代诸帝之血系” 一节从太祖、世祖到穆宗、德宗诸帝的父系、母系之家族血液关系一一详考，结果表明“在宣宗以前累世均有新血素之参入，此与当时武功之奋张，文化之调融，不无关系。最趣者清世以龙兴东土朱果发祥之贵胄自炫，而不自知其为汉满蒙古之混合血统……”郑先生还通过“爱新觉罗得姓稽疑”、“满洲先世在元明之地位”等的考证，用具体历史事实说明，满、汉、蒙古等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通过经济、政治、文化、婚姻等的交流，早已融合为一不可分割的、共同的中华民族。
“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似乎微小，不如“论东三省自古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来的宏伟，但郑先生的论证，无可辩驳地说明满族是中华民族一分子，东三省是中国固有领土，给了妄图侵占东三省而制造“满洲国”的日本侵略者沉重一击。它关系着中华民族国土完整的大问题。
阅读郑先生的论著，我们不难发现，他这种从具体问题入手，以小见大，见微知著的“探微法”，对年轻学者更为合适。因为年轻学者知识经验、掌握资料有限，对小问题容易深入，便于把握，而对大问题往往照顾不周，难以深入。但也不能只局限于具体小问题而忘记大局，所以逐渐学会眼观全局，着手具体，前后照应，融会贯通才会学有大进。要做到郑先生这样大手笔写小文章，必须学养深厚，勤谨不懈，方能提纯精炼，深入一点，点面结合，以小见大。
比证求真
郑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往往是从大处着眼，而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地梳理、考证，把结论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基础之上，成为不移之论，并能以小见大，一如明清史大家孟森（号心史）先生那样。实际上郑天挺先生对孟心史先生的考据精到、治学严谨、不惑浮说、多所创见一向推崇备至。1931年孟森先生到北大任教之后，郑先生著有心得，时就正于孟先生，颇得孟先生赏识、鼓励和扶助。例如孟先生在看过郑先生的“景印《三国志注补》序”后，非常高兴，因郑先生使赵氏这久未付梓的著作得以影印面世，孟森先生才知赵一清尚有《三国志注补》一篇，因而欣然撰写跋尾“书郑毅生先生《景印三国志注补序》后”，予以支持。孟先生这不长的“跋尾”内容丰富，考校确确，不仅点出赵一清（东潜）大著《直隶河渠水利书》被人冒占劫窃之事，而且解决了“天挺考求东潜卒年，久而未获”的问题，“定为卒于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可谓不移之论”。（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六十六期）
郑天挺先生旧治国志，心仪赵诚夫（一清）之学，对赵著《三国志注补》用功颇多，发现世传赵书为杭氏《三国志补注》之抄袭品的说法大有问题，于是对赵、杭二书进行详细校勘比证，著成《杭世骏〈三国志补注〉与赵一清〈三国志注补〉》一文。（1936年7月6日《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五卷四号）郑先生引证文献数十种查明杭世骏与赵一清的生平行状，排列比较杭、赵二人相关活动年表，知道杭世骏年长赵一清十六岁，并与赵父谷林交友逾二十年。后杭、赵不仅时有“共相参校”文籍，而且歌赋往还不断，杭世骏《送赵一清南归诗》：“耦耕旧约词空费，作伴还乡愿又虚”；“平生一段怀人意，为尔临岐雪涕书”可见交谊不浅。文人每有著述，互请勘正是常有的，所以赵氏可能见过杭氏《补注》，杭氏亦可能见过赵氏《注补》。郑先生比证了杭、赵二书中有关《吴志·黄盖传》、《魏志·王凌传》、《魏志·楚王彪传》、《蜀志·诸葛亮传》等等的注释之异同，认为“凡此诸说均以赵书为长，而世骏无所增益于其书，足证世骏未见赵氏《注补》，尤非剿袭赵书也”。并引证多种文献，“可证杭氏著书在赵氏之前，而赵氏并曾见之。”所以结论是“世骏未见一清之书，是一清之书雷同于世骏。”
二书雷同原因有三：“一、一清剿袭杭书；二、世骏以初稿付一清，而一清损益之；三、世骏、一清同治《三国志》，一清有所发明以示世骏，世骏遂以入书。”然经详细比证，郑先生列举杭书引证原书而不著出处；引证文句而不著篇次；引证自相抵牾而不加抉择；广采异闻稗贩为多，而不下己意，失于疏证等等明显不足之处。同时列举赵书每引证街皆详其篇次，佚书皆标所从出；对晦词疑义，能加诠定；一时典制，多详其因革；对州郡建制，一一详考；对诞谩杂说，概从芟汰等等，明显优长之处，说赵书捃摭更富，考订綦详，并对杭书的违枉之处多有纠正。最后郑先生的结论是：“窃谓杭、赵二书，盖由世骏创为义例，发其端绪，一清踵而广之；故体裁相同，证据相近。然两书均未完成，故两家集中未及其事。两氏既卒，后人得其遗稿，辗转传录，遂并行于世。实则……赵书既行，杭书可废……”
郑先生详细比证二书，引证注释者达81处之多，用事实说清了杭、赵二书的关系，纠正了赵袭杭书之误传，还赵一清大学者的本来面目，使我们可以放心引用、借鉴其学术成果。此文对学术研究、学术传统、学风传承等都有积极意义。
郑天挺先生对孟森教授的著作学习研究相当深透，因此体认卓异，对孟先生的皇皇巨制《明元清系通记》，取材大抵以明历朝《实录》及朝鲜《实录》等书为主，以刊版行世之书为辅，不随意取证抄本秘籍难以征信者，更不用那些委巷传说的取材范围极表赞同。而对材料原原本本不厌其详地举证，慎之又慎地选用，对于前贤论说留意考察辩正，不徇一时改革之潮流，有所诬蔑于清世的严谨态度大加褒扬。至于孟先生经仔细比证，不为浮说所惑，独抒精蕴，得出清帝系实为建州左卫之后，而非中外学者一般认为出自右卫的结论，郑先生给予“其有功清史远非前哲所可拟也”的高度评价。此外，清初君权逐渐扩张，后由天子自将“上三旗”的沿变过程，在一般研究清初史作为依据之一的《八旗通志》中没有记载，前辈学者也语焉不详，孟森先生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钩剔官书中旁见侧出不经意而流露者”，“钩稽独得”著为《八旗制度考实》，以穷其本源。据此探究清初史事 ，“莫不豁然贯通”。如此等等对郑先生相关问题的研究中均有影响。郑先生对孟先生的治学精神可说是心领神会，崇信有加。
当1937年11月，郑先生不得不离开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南下时，到协和医院探病重卧床的孟先生，二人执手殷殷潸然泪下，不意遂成永诀。孟森先生1938年1月14日病逝。1938年初，郑先生在长沙收到河南开封许溯伊先生致孟森先生书信一封，因孟先生已不能见此信，郑先生遂将许信附在他的《孟心史先生晚年著述述略》一文之末，“以见先生好学不倦老而弥笃”。（《治史杂志》第二期）如此处理是因为郑先生既不知道孟先生为什么要询问燕斋其人（“不详问题所在”），郑先生的研究课题又与燕斋无涉。但到1940年，郑先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偶得由上海文明书局1914年影印的《张文襄书翰墨宝》上下册，其中书札六十通，致燕斋者二十八，于此郑先生始悟孟先生所问可能与此有关。许溯伊致孟森书曰：“承询燕斋之名，弟一再考据，大约为广东盐运使瑞璋，后署广东臬司，总办洋务局，本总署章京，俸满外用，故有熟悉洋务之称，与沈云阁，同为文襄倚任……”
读信可知，孟森先生曾向早入张之洞（文襄）幕府，并独力为张之洞编定遗集多卷（《张文襄公函稿》六卷，及《续编》一卷；《张文襄公奏稿》五十卷；《张文襄公电稿》六十六卷；《张文襄公公牍稿》二十八卷等），对张之洞僚佐最为熟谙的许溯伊（同莘）先生征询“燕斋”为何许人也，如此而已。一般人对与己无关，又不了解的人和事，看过也就过去了，但郑天挺先生却念念不忘此事，一年之后，1940年6月，郑先生在《〈张文襄书翰墨宝〉跋》（载《文史杂志》第一卷第六期）中解答了这个问题，认定“署两广盐运使蒋泽春即其人（燕斋）也。”但孟先生为何询及此人，仍不得而知。
《张文襄书翰墨宝》共48页，为札60 通。其中单独致燕斋者28，致芸阁者2，无款字者16，无款字而称蒋大人者6，余为致芸阁、燕斋者，致燕斋、湘雯者等等，为许溯伊先生编定的《张文襄公函稿》所未收。这些信函手札，前后无题记图识，编次凌乱，亦无年月，郑先生在仔细阅读之后，参以张之洞任职履历、许溯伊编辑之张文襄遗集等史料，比对札中所谈冯军、钦防、刘永福、唐薇卿、西征洋款、沙面巡勇、广西科场经费、粤盐加价等事和人，再考以相关人员任职先后、久暂、接序等等，推证出燕斋不是许溯伊复孟森书中所说的 “广东盐运使瑞璋”。而详细列举五证，证明燕斋实为“两广盐运使蒋泽春”。为体认郑先生的比证之法，特将其中精彩段落摘录于下，以便读者领略其妙：
册中所称芸阁为沈镕经之字，杞山为萧韶之字，燕斋者即孟心史先生以询许溯伊先生以为瑞璋者也。然瑞璋以光绪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已丑升江西按察使，留粤不应过久。文襄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请定盗案就地正法章程》折，尚有署按察使瑞璋之名，至十二月二十七日《请严定械斗专条》折已称按察使于荫霖，瑞璋离粤当在其时，十一年年终以后诸事非所及知。册中十四、十五两叶致燕斋札，有“致吴丞书已阅悉，阁下非病乃谦耳。……本省从前亦有西盐道署鹺篆成案，何嫌何疑，况系代理耶？”之语，案瑞璋以光绪十年正月初七日由浙江宁绍台道升两广盐运使，入粤在文襄前，文襄奏疏数见其名，履任已久，不应更有代理之说，则燕斋非瑞璋之字更可知矣。
册内诸札致燕斋者独多，余亦与之有关，疑皆出自一家，所谓蒋大人者，即燕斋之姓也。十九叶查运库拨解西征洋款数目札致蒋，而二十四叶催解应还西征洋款札则称燕斋，其证一。四十一叶参潮桥运同札致蒋，而二十叶委署潮桥运同札则称燕斋，其证二。三十九叶查刘永福营营官刘正兴委员殴辱广西守备叶有春事札致燕斋，而四十一叶询刘正兴、叶有春案已问明否札则称蒋大人，其证三。九叶唐吏部拟撤回驻下冻妥否札致燕斋，而二叶唐底营不能远悬下冻宜屯何处札则称蒋大人，其证四。十八叶一札称燕斋都转，而二十五叶一札称蒋都转，其证五。据此，燕斋之为蒋姓明甚。册中数称燕斋观察则其本职为道员，考其时广东以候补道代理盐运使，而蒋姓者惟蒋泽春一人。《文襄奏稿》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潮纲废驰委府兼办》片，三月二十四日《陈明广东洋务情形》片，五月二十二日《财政艰窘分拟办法》折，所谓署两广盐运使蒋泽春即其人也。
郑天挺先生虽考得正确结论：燕斋即蒋泽春，当时署两广盐运使，但始终不知道孟心史先生何以致信许溯伊查询此人。时过半个多世纪的1998年，郑天挺之子郑克晟教授赴美探亲，将郑天挺先生所著《探微集》寄赠吴相湘先生，吴在其中读到《张文襄书翰墨宝跋》一文，不禁感慨系之，如果不是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音信难传，能及时读到郑先生的该文的话，吴相湘一定会函告或面告郑先生，（1946年夏吴曾返母校拜谒诸师长，郑先生设宴款待，郑吴均未提及此事），此事起因乃为吴之请求孟先生题记张之洞、吴大澂两公的手翰。
抗战前夕，吴相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偶在厂甸购得张之洞、吴大澂等近贤手札，吴请孟师为之题跋，孟因对张之洞书翰中的“芸阁年兄、燕斋仁兄”不甚了了，为题跋计，而致信友人询问求教，之后孟先生题跋云：
「吴生得近贤手札，索题跋。此张文襄手札，所致芸阁燕斋两人：据文襄集，书问较多，知为姓徐，余未了了。许君溯伊乃独力为文襄辑遗集者，问之但言此札未入集，当是因处置刘永福事已详他牍故。余亦未能言。再函老友赵竹君，乃复言：许君说非是，文襄亲笔信随写随发者多不存卷，其存卷者虽亲笔亦过录始发也。芸阁名镕，广东藩司，殁于任，文襄为请人循吏传; 燕斋姓蒋，粤西道员，留东省供营务处差；方部则谓道员方长华也。记此可以参政於清史及文襄集矣。丁丑春初，孟森记。」
郑先生这样不肯轻易放过问题，念念经年，终于用史料比证的方法得到解答，吴相湘对此治学精神“非常感动而景仰不已”，并称之为“是史学方法最佳范例”。其实，郑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往往是一点一滴地考证、梳理，务实求真，把结论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基础之上，成为不争之论，一如孟森先生那样。例如郑先生写于1936年7月的《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虽称“臆测”，但由于郑文引证史料翔实，逻辑推理严密，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仍被史学界所称道。当时与郑先生持有相同看法的则有孟心史先生“以为皇父之称犹古之尚父”，（见孟森著《清初三大疑案考实》）。曾在西南联大就读于北大文科研究所，作为陈寅恪、郑天挺研究生的，年过八旬高龄的北大历史学系教授、隋唐史专家王永兴先生曾对笔者说：“清史泰斗孟森的学术传人是郑天挺”，“郑天挺继承了孟森的衣钵”，看来言之非虚。
行言并重
中国文化传统，为师为长者常以“身教重于言教”、“行胜于言”自律自励，郑天挺先生便是中国传统文化陶熔的师长典范。正如国家图书馆馆长、 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任继愈先生所说;“郑先生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重实行，不尚空谈，洁身自好，……继承了乾嘉以来朴学实事求是的治学传统……”
郑天挺先生一生不管社会工作、 行政工作多么繁忙，六十余年执教不曾离开过讲台。他认为教学是教师的主要任务，不教学还算什么教师，科研要为教学服务，他一生论著丰硕，成果多多，大都是围绕教学而来的，在研究的基础上讲课，在讲课的基础上完善成论著。他不赞成那种把教学当支出，把科研当收入的看法，他认为这样看的人恐怕还不大懂得教学工作，教师只有不断用新材料、新观点充实教材，把最新的科研成果教给学生，教学工作才能不断前进，教师不这样做便是失职。郑先生把教师视为神圣之职，把教学视为神圣之事，年过八旬乃精神饱满地站在神圣的讲台上，给那些轻教学重科研的同行树立了榜样，青年教师深受鼓舞。
学问大家都知道思想自由，百家并存是学术繁荣进步的必要条件，因为每位学者的学术经历不同，治学方法不同，学术观点有异，因此郑天挺先生多次强调“史学要发展，唯一的道路是开展百家争鸣。百家，就是要允许不同风格、不同流派并存。”（《郑天挺学记》）因此他很尊重其他学者的意见，哪怕是学生、晚辈的学术见解。在郑先生看来，各学者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或着意于探讨历史规律、或着力于史料梳理、或侧重于原委考证等等都是学术发展所必需的。至于学术论争，则应求实、争理并互相尊重，切不可争气，以己衡人。争论中难免锋芒外露，但要注意观点鲜明而不要尖刻伤人。郑先生言行一致，所以他执教六十余年，半在北大，半在南开，两校 历史系、中文系的师生回忆起郑先生，都感到亲切。他们对郑先生课堂上每讲一重大问题，除阐明自己的见解外，总是旁征博引，从不拘于一家之言，印象很深。他常常指出孟心史先生的看法如何如何，朱希祖先生的看法如何如何，吴晗先生的观点又如何如何……原原本本，尊重他人，毫不糅合，让学生在广阔视野中，在对比中独立得出自己的认识。关于郑天挺的回忆文章中，频频出现的是有关郑先生以身示范如何做学问和如何做人。追随他而成为著名学人的学生众多，如谢国桢、何兹全、王玉哲、杨志玖、傅振伦、阎文儒等等。
郑天挺先生非常重视史料工作，他认为没有具体可靠的史料便没有史实，没有史实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他认为孤证不立，在阐释一个历史事件时，起码要有三条以上的史料作根据。所以郑先生总是从严肃、忠实、全面、谨慎地搜集史料开始自己的研究工作，并贯彻在教学中，要求学生和青年教师也这样做。在本篇前文中可以看到，一篇不长的论文，郑先生往往引证注释达数十上百处。他功课勤谨，每发一论，必证据充分。如他在论证巴吐鲁勇号清字、汉字无轩轾时，多次翻阅《清史稿》，竟找出157条例证。（《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3期）因此有“史料派”之称。郑先生上课往往是一摞卡片和一纸题纲，题纲记思路，引证用卡片。郑先生先后主编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明清史资料》、《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史学名著选读》等，也是他重视史料的明证。在广泛深入梳理史料过程中，郑先生对史料的来源，（考古学的、人文学的、语言学的、文艺学的、历史学的）史料的搜集、鉴别和运用等都有精到的见解。尤其他特别强调运用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把使用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作为检验论著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
数学使人精确，历史使人深沉。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一般都很关注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往往反映在他的研究成果中。郑天挺先生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他在北大读书其间蔡元培先生提倡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郑先生积极参加了1919 年的五四运动和在北京的福建学生联合会的反日活动，宣传不买日货，并在《闽潮周刊》上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罪行，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郑先生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一书（1923年出版），首先系统地揭露帝国主义通过领事裁判权侵害中国主权、紊乱中国治安秩序、妨害中国经济等事业发展的种种侵略行径，主张领事裁判权必须撤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日寇侵略我国，制造“满洲独立论”等谬论时，郑先生发表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等文章，用大量事实，论证了清代皇室包含了满、蒙、汉等族的血素，“满洲”是部族不是地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指出“近世强以满洲为地名，以统关外三省，更以之名国，于史无据，最为缪妄”。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妄图占领我东北，分裂我民族作出了贡献。以后当中、印边界发生冲突时，某些外国扩张主义分子主张以1913年英帝国主义者片面、非法制造的“麦克马洪线”划为中印两国边界，把大片中国领土划归英印统治区。郑天挺先生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指出英国当年出版的地图中标明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广大地域仍然是中国领土，为我国谈判代表提供了确凿的历史证据。当中苏边界发生“珍宝岛”事件后，为驳斥黑龙江流域原非中国领土的谰言，郑天挺先生以大量史实撰写了《明代在东北黑龙江的地方行政组织—努儿干都司》、《清初的统一黑龙江》、《清初满族的统一》等文章。郑先生撰写的有关边疆史地的大量论著，为解决边界争端，为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为学生树立了研究学术“要求真、求新、求用”，“要对国家、对人民、对科学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成果”的良好榜样。
郑天挺先生爱国爱家爱学生晚辈，史学家戴逸教授的回忆文章《我所了解的郑天挺教授》中，曾以他在北大的亲身经历述说了郑先生默默支持学生筹办孑民图书室，支持学生运动和社团活动，暗中保护学生免遭国民党特务追捕等许多感人的事迹，郑先生却从未提及。这些或许在他看来正是一个师长份内应做的，没有什么可说。这不正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的具体体现吗。
年逾八旬的隋唐史专家王永兴教授在与笔者交谈中，回忆起郑先生仍满怀深情。他说：“毅生师修养极高，对学生象慈父一般，学生对他也极好，我们同学都说毅生师定会长寿过百。”他举例说，1946年联大结束，三校北返，老师的长女因飞机失事遇难，老师是很悲痛的，但他强压痛苦，照常忙于复校工作。北大能迅速复校上课，做工作最多的是毅生师。当年北大的经费出入均掌握在郑先生的手中，他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同事都说：“出污泥而不染者，唯郑先生可以当之。”大概正是由于如此，所以郑先生从1933年任秘书长一任18年，其间他虽曾数次辞请均未获准，直到1950年才得息肩，专事教学与研究。学生同事对郑先生的高度评价，看来是事实有据，并非虚言。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北大学生自治会的代表特别感激郑先生对他们的保护和关爱，为了表达他们的一片深情，特向郑先生敬献锦旗一面，上款书“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献给郑秘书长”，锦旗中央四个大字“北大舵手”，落款为“全体学生敬献”。锦旗是一方红绸，墨字，简朴无华，不如现在的锦旗光华耀眼，但所含深情无价。在北大百年史上，获此殊荣者，仅郑先生一人而已，其意义就非同一般了。郑先生享年82岁，病逝前仍在开会，年虽未过百，但大大超过古稀，已登上寿。荀子说：“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荀子·致士》）大概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吧。
大器大象
1938年2月18日到桂林。“……月牙山……有石阶二十级，登之有门，题‘南州胜境’。入门右折登石阶十一级至清晖堂，堂北向，后为丛桂楼，右侧有石洞题‘云栖’二字。由洞北折，登襟江阁，其上为
影波楼，楼对‘南州胜境’门。由襟江阁东折倚虹楼，其下即清晖阁也。襟江阁西有门，门外皆石崖，凭崖西望，万峰隐约烟苍中，竞奇争长。沿崖有石级，下三十八阶入小洞，穿洞更下三十二级，是为龙隐岩，岩口北向，多沙，其前有潭，清可见底，不甚深。岩洞不若七星岩之广，两侧石刻相接，有淳宁五年王祖道题名，治平元年孔延之题名，元丰二年曾布等题名，淳熙十三年詹仪之题名……”
2月21日，“……下午抵柳州，今曰马平县，去桂林二百四十二里……过江至县城，访柳侯公园，园甚大，县人以纪念柳子厚者也。楼阁棋布，刻意经营。余意在詹柳侯祠，不及一一登临。得祠所在，日已暮，石刻满壁，张镫细辨，亦不得昌黎所作碑记。中殿祀柳州坐像……”
2月28日，“五时起……火车须八时开行，乘间作书告诸儿。车开，穿行群山中，依山势以盘桓，深涧急滩当其下，丰林茂草当其上，峰岭雄奇，峦谷峻邃，车行蜿蜒，乍左乍右，时高时低，而景色随之变异，真大观也。湾塘有瀑布尤美，至裸姑为最高处，山洞尤多，至芷村，凡穿行八十四洞。换双车头，更穿九洞，至黑龙潭。”
……
这是郑天挺先生《滇行记》中的片断，如此细微生动的记述尚多，不再摘录。
读着这些优美隽永的文字，我们似乎感到了柳宗元《小石城山记》、《钴鉧潭西小丘记》等永州八记的影响。仿佛看到一位满怀闲情逸致的旅游观光客在风景如画的大西南漫游；又仿佛看到一位现代徐霞客在专心致志地考察那复杂的地形地貌和众多的名胜古迹。否则他怎么能安闲地记下他踏过多少级石阶、穿过多少个山洞、某年某人的题名？然而，郑先生确非毫无负担、一身轻松的观光客。他是受蒋梦麟校长指派、身负筹建西南联大重任、避开敌人炮火、辗转曲折先期前往昆明的。除公务外，还有一层，那就是留在北京托人照管的5个3～13岁的年幼儿女，时刻牵挂着他的心，所以在乘车间隙还要书一“万金”寄往家中以告诸儿。我们知道，郑夫人在1937年去世后，郑先生是一人肩父母二任的。在这颠沛途中，其背井离乡、国仇家恨的心情之痛苦、之沉重、之牵挂是可想而知的。我想，一般人即使不沉浸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恐怕也难有心情去审视、欣赏这无言的景物，哪里还能生动入微地描述那独秀峰、月牙池、九曲桥、碧雪楼；哪里还能心境如常地计数着38级石阶、84洞……
到柳州着意去瞻谒柳侯祠的记述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郑先生人格境界的线索。郑先生自幼饱读经史，并研习金石书画，柳子厚显然是他崇拜的先贤之一。柳宗元，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学家、进步思想家，具有唯物主义天道观和无神论思想，与韩愈一起倡导古文运动，进行文学革新。他对诸子百家兼容并纳，是“唐宋八大家” 之一。当他参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继以柳州刺史后，更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残暴，了解到人民生活的痛苦。他虽经挫折，但祖国山川的秀美、自然景物生机盎然及其所展示的深远辽阔的意境激励着他不曾颓丧。正如郑先生寻而未得之“昌黎所作碑记” （柳宗元墓志铭）中所写柳为永州司马后，“闲居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崖涘，而自肆于山水之间”，并且“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苏洵韩愈散文全集》）所以他的有名的山水游记并不是无所事事之作，而是“质真而素朴，闲静而不躁”（《淮南子·本经训》）的表现。于此他有一说：“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这固然是柳宗元自己内心世界的写照，但也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郑先生的心理状态、人格境界。在柳宗元看来，一个人游历、欣赏、赞美祖国大好河山、名胜古迹的情志是与他的事业成就相关的。他认为一个心烦意乱、胸怀偏狭、鼠目寸光的人不可能有大作为。而一个修养较高、胸怀坦荡、心底平和、目光远大的人（君子）则能宁静致远、处变不惊，遇事应对有余，理达事成。这似乎有孔子所说的“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的意思。
考察郑天挺先生的一生，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他和其他老一辈学问大家一样，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养成的中华民族的优秀人物。中国传统文化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而是有许多精华需要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在商潮滚滚的今天，尤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郑先生自幼熟读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列四书五经之首，被朱熹认为是“所以教人之法”的《大学》，其第一章即揭明了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并且指出《大学》是“初学入德之门”，“学者必由是而学”，然后再《论语》《孟子》等次第学习。我们不敢说郑先生一定是遵此行事，但其影响却依稀可见。
郑先生严于修身治家。他37岁盛年丧偶，为了避免重建家庭可能带来的矛盾与不安，干扰自己的事业，他多次谢绝友人关于续娶的劝告，一直独身生活达45年之久，一心扑在事业上，以校为家，并把五个子女培养成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还有大家不太知道的家规。当年北大的大小工程、办公用品采购等都是实行招标的，以少花钱多办事。为了堵住承揽竞标者送礼行贿之路，郑先生规定非亲友、学生来访者一律说不在家，有事到办公室找。也因为郑先生整天在学校，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家，而晚上是他备课、作学问的时间。还有一点大家也许没有注意到，郑先生任秘书长其间一直是自己租房子住，不住条件较好的北大教职员宿舍，以给学校减轻负担并把方便让给别人，决不近水楼台先得月。直到1950年他辞去秘书长职务后，于7月份才搬进北大宿舍，实践着“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的古训。任继愈先生曾说郑先生理财多年却能“一尘不染……全国举行‘三反’、‘五反’，凡是管总务的都曾作为审查对象……而群众对总揽北大财权多年的郑先生没有提出过什么怀疑。这是他几十年清白自持、廉洁奉公博得的信任。”（《回忆郑毅生先生几件事》）郑先生这样依传统文化严格修身是他事业有成受到大家尊重的根源，也是对“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的具体注释。
郑先生1917 年考入北京大学，正是蔡元培先生开始革新北大之时。蔡校长博通古今，融会中西，并将西方自由、平等、友爱的民主思想与中国名贤古训相沟通，认为“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就是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义”；而“所谓平等，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也就是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至于“所谓友爱，义斯无歧，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他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先哲名训赋予新的含义在北大学生中产生很大影响。郑先生对此感受很深，在《蔡先生在北大二三事》的纪念文章中，郑先生称蔡校长在北大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聘请革新人物任教北大，提倡新文化运动，引导五四运动，开放女禁，提倡美育等，“都是昭昭在人耳目的”重大举措。他对蔡先生坚持原则，在大是大非上严肃不苟尤表敬佩。所以在1937年11月17日，钱稻孙（后任伪北大校长）从北大赶到天津劝郑先生与其一道留下为日伪服务时，郑先生严词拒绝，毅然南下；抗战胜利后，伪北大职员以汉奸对待，1946年春，一些文教界知名人士，曾向国民政府上书，为伪教育总督署办、伪北大文学院院长周作人缓颊，有人请郑先生也签个名，郑认为一个教授在民族大义面前应有民族气节，拒绝签名，虽然周曾是郑 的老师和同事。而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中，郑先生的学生中有5人死难，他无比愤慨地参加死难学生追悼会，会后与郑奠先生等发起募捐救助死难者家属；1933年4月，参加公葬李大钊式并捐款。这是不是孔子说的“唯仁着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呢。
与郑先生同年考入北大的蒋复璁先生说过：“我们中国历来传统的历史与哲学所要求的一个学问家是要一个全材：学问好，品格也要好。……古人说‘十年读书，十年养气。’什么叫养气，换个新名词，就是修养。读书固然重要，修养也是重要。所以《大学》八目把个人的修养、诚意、正心扩展到治国、平天下，并不是玄虚可怪。”（《蔡元培先生纪念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大家大器，中国传统文化意蕴之美不可湮灭，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将永放光华。然而正如柳宗元所指出“美不自美，因人而彰。”（《柳宗元散文全集》）中国传统文化教人追求真善美，追求理想人生，养成高尚人格，也只有在不断的陶熔中具有了高尚人格和理想人生境界者，才能真正欣赏、享受中华文明之优美。这是一个逐渐、相互作用的过程。郑先生受蔡先生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陶熔中，积极学习、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营养，加以继承发扬的精神和实践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愿中华文明能铸就更多更多在21世纪闪耀光华的大家大器。
（本文由郭建荣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