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史馆

钦命管理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

2020-03-31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人民在遭受了东西洋列强各国侵略，饱尝苦痛之后，为争生存，为求强求富，为国家现代化而设立的。它是中国人民变法革新，救亡图存的产物，是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标志。京师大学堂自孙家鼐草创，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学，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德兵俄兵先后占据大学堂，大学堂不得不停办。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以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换得和平，然而“两宫西幸”创痛钜深，痛定思痛，尤感人才重要，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日朝廷发下谕旨：“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命吏部尚书张百熙为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恢复大学堂。

张百熙素有变法革新思想，深知兴学育才的重要，且具开拓务实精神。甲午战后，尤其痛心外患入侵，因此对于变法革新，兴学育才等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大事，无不热切陈奏于朝廷，以期除弊兴利，民富国强。及至受命重建京师大学堂，其愿得遂，所以他“夙夜构思”，“悉心考察”，为办好大学堂而日夜谋划。

一、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

张百熙

张百熙，(1847～1907)，字野秋，亦作冶秋，湖南长沙人。同治十三年，百熙二十七岁中二甲进士，先后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历任山东学政、典试四川，受命南书房行走，再迁侍读、国子监祭酒、广东学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户部尚书、邮传部尚书、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是清末朝廷重臣。

张百熙出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相继侵入中国，丧权辱国事件频频发生，不平等条约一个接着一个。《南京条约》、《虎门条约》、《黄埔条约》、《望厦条约》、《天津条约》、《瑗珲条约》、《北京条约》等等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吸食中国人民血汗，侮辱中国人民人格的条约签订的消息不时传来，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生起长大以后为国出力，驱逐列强的萌芽。及至青年时期，在他登进士第前后，1874年5月，上海法租界向外扩张，越界筑路，强行穿过宁波同乡会会馆四明公所，在上海的宁波人起而保卫内有义冢的会馆，与法军冲突，先后死伤数十人；1874年10月，日本在美国支持下，迫使清政府签订《台事专约》，侵我台湾、吞并琉球；1875年2月，英国武装“探险队”以“游历”为名，在马嘉理(A．R．Margary)的带引下由缅甸闯入我云南，扰我边民引起武装冲突，马嘉理丧生，英人以此为借口胁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上述“四明公所事件”、“琉球事件”、“云南事件”等等不能不对热血青年张百熙产生强烈的刺激。他看到外有列强日逼，时局日益阽危，国家遭瓜分的苗头已现，而内有乞丐遍地，民众日穷，盗匪横行，经济日困。这时为救国自强的“洋务运动”正在积极进行，并于张百熙中进士前两年的1872年派出包括詹天佑在内的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三十名，他登进士第的第二年即1875年，第四批官费留学生到达美国。清朝末年在外国列强的逼迫下出现的“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和留学生运动，对张百熙产生了很大影响。

张百熙出生在诗书世家、书香门第，这样家庭环境的熏陶，使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美德。他饱读经史，其中的无数民族英雄、干国忠良如岳武穆、文天祥等等先贤忠烈的形象，在这国势日危、列强日逼之时，更激起他见贤思齐的愿望，立下读书报国、经世济民的宏愿。这宏图大志是他步入仕途以后能不避杀身之祸为国直谏，甚至敢于弹劾权倾一时但避战误国的李鸿章和礼亲王世铎的根源。他的诗句“我方少年时，读书气嶙峋。常怀四海志，放眼横八垠”（《退思轩诗集》），是他这一时期精神世界的写照，也是我们研究了解他早期思想的窗口。

二、忧国忧民近杜陵救时报国忘己身

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与中日甲午(1894)战争有密切的关系。此战中国失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创痛巨深。1895年3月，李鸿章去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之后，不久顺天府尹胡燏棻上书清政府，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时间不长而能国富民强使西方各国推服，“是广兴学校，力行西法之明验”。而西方各国所以富强、人才辈出，“其大本大源，全在广设学堂”。因此，胡燏棻认为“今日中国关键，全系乎此”。第二年五月(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内明确指出“人才之多寡，系国势之强弱”，并首次提出设立“京师大学”的主张。因为检讨过去办洋务所设立的同文馆、方言馆，水师、武备等学堂，办理几十年不过得到几个翻译和操船操炮的人员而已，“而国家不一收奇才异能之用”（《北京大学史料•一》），要培养安邦定国、经世济民之大材，必须开办大学堂。这一时期关于创办京师大学堂、总学堂的条议、奏折等等并出，梁启超、姚文栋、熊亦奇、康有为、孙家鼐等人提倡最力，连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狄考文等也不后人，积极议设京师总学堂。到1898年，岁在戊戌，维新变法、育才图强的思潮大大升温，催产了京师大学堂，经多年酝酿筹划、历尽曲折的京师大学堂，终于在这一年开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日本发动的甲午战争刺激中国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日本，创办大学堂，在更高层次上兴学育才。

甲午之役中国战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清政府中主持外交事务的北洋大臣、洋务派首领之一的李鸿章一贯采取投降政策，贻误战机责任难逃。他在日本侵入朝鲜，继而进攻中国时仍坚持避战静守的方针，使援朝清军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虽经清将聂士成、左宝贵指挥清兵英勇奋战，进行抵抗，但终因后援不继，总兵左宝贵中弹牺牲，清军失利。陆战如此，海战亦相类似，提督丁汝昌率领的北洋舰队与日将伊东袥享率领的联合战队激战于黄海之上，互有损伤，但李鸿章避战求和，下令北洋舰队驶离旅顺港退守威海卫。由于李鸿章的错误方针使丁汝昌陷于腹背受敌，最后惨败，当时堪称亚洲第一大舰队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泱泱天朝大国败于蕞尔小岛日本，不能不引起国民的极大愤慨，有识之士多对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李鸿章不满，但敢于指责李鸿章的却不多。不仅不敢指责李鸿章，反而有些肖小之辈为了依附权势向上爬，还替李鸿章之流进行粉饰。而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张百熙却不顾个人身家性命，上书弹劾权倾朝野的李鸿章，指出李鸿章表面上作备战的样子而实际上暗中主和避战，致使“左宝贵、聂士成皆勇敢善战之将，以响械不继，遂致败绩”，这样的结果，其“咎在鸿章”。张百熙不仅敢于弹劾不可一世、位在己上的重臣李鸿章，而且对偏听偏信、一味依赖李鸿章的礼亲王世铎也不留情面，“又劾礼亲王世铎筅枢务，招权纳贿，战事起，一依鸿章，贻误兵机，皆不报”。张百熙之所以敢于冒犯权贵，直言进谏，原因不是别的，正是国土归异域，四海苍生泪，丧权辱国，民命倒悬的危局使强烈的爱国者张百熙悲愤填膺，置个人安危于脑后。

甲午之败，李鸿章固然难辞其咎，但清朝上层统治者的腐败是更主要的原因。在连遭外辱，国势日困的晚清，光绪皇帝虽极想改革图新，但骄奢淫逸的慈禧太后却不顾国事一味追求腐朽奢华的生活，对光绪稍涉限制权贵糜费的革新措施大为不满。中国人作寿，历来有以六十花甲为大寿的习惯，因为人生七十古来稀。慈禧太后一国至尊，其六十大寿被尊为万寿，不在宫中庆贺，要在颐和园万寿山举行庆典，祈其万寿无疆。一些趋炎附势的佞臣贼子借机给老佛爷谄湄，以为进身高升之阶，主张大办庆贺，提议自故宫至颐和园沿途多扎彩楼、彩棚，调集各地鼓乐、戏班、杂耍等等各色艺人为老佛爷献艺，祝她万福万寿万事如意。这样的大事铺张，耗费惊人，劳民伤财，无疑将使本来已经十分困难的清朝经济雪上加霜。忧国忧民的张百熙不忍袖手而上奏折，陈请节省国帑，太后“庆寿典礼，著仍在宫中举行”。（《清史稿•卷四百四十三》）光绪准奏，慈禧不悦，但又不便硬干，老佛爷的报复在以后的岁月中一并加在光绪头上，一泄她“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令其终身不欢”的恶愤。

张百熙看到国家积弱为外强所侵，主张变法图强，对康有为等对国势的分析及提出的拒和、变法等主张深表同感，认为中国民众日益贫困，乞丐盗匪满山遍地，国家积弱不振，即使没有外患入寇，国力困竭，社会动荡，穷极生变也在所难免。因此他曾举荐力主变法的康有为到经济特科任事，并受到光绪皇帝的任用，成为推动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之一。百日维新在守旧派的反扑下失败，康有为逃亡日本，张百熙因荐举康有为获罪被老佛爷革职留任。但他并不消沉，而是“孤忠不忘蒙尘耻，万死难销报国心。”

张百熙切于报国，迫于救时，不顾自身利害，开罪权贵，足见其大勇大贤。中国知识分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天下为己任的优良传统在张百熙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三、建第一学府创第一学制

张百熙一生曾任多种官职，在他为官的三十多年中，多次管理学政与教育事业相涉，先后出任过山东乡试副考官、山东学政、四川乡试主考官、光绪侍读、广东学政、国子监祭酒、江西乡试主考官、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等，对清末教育事业多有贡献。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之后，逃到西安的慈禧太后等才得以“两宫回銮”。但被八国联军所逼，不得不离开威严舒适的紫禁城而一路风尘、惊魂不定的逃难生涯，对养尊处优惯了的慈禧老佛爷刺激太大了。这切肤之痛使朝廷认识到“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感到培养经世安邦之才的迫切，遂降旨将“从前所建大学堂，应即切实举办”，并任命张百熙为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经理一切学堂事宜，规定办理京师大学堂“务其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得人之效”。

京师大学堂由孙家鼐草创，诸事刚刚开始，远未详备，又经俄兵德兵侵占校舍，毁坏图书仪器设备于荡然。张百熙之受命为管学大臣，实际上肩负着恢复和重建京师大学堂之重任。由于张百熙深知办学育才的重要，又具开拓务实精神，所以“奉命以来，臣当即悉心考察，夙夜构思，一面查勘现在情形，一面预筹未来办法”。经积极谋划，受命及月即上《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陈明自己的看法与主张。他认为京师大学堂是育成定国安邦、通经济变之才的处所，为世界所关注，“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亦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是“天下于是审治乱，验兴衰，辩强弱，人才之出出于此，声名之系系于此”的地方。因此，“大学堂理应法制详尽，规模宏远”。他在《疏》中还指出“今值朝廷锐意变法，百废更新”之时，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赖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因仍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北京大学史料•一》）因此，在洋洋五千言的奏疏中，他详细列举五条具体措施，以制定办法、制度一条为总立大纲；以广购图书仪器、附设译局二条为讲求实用的必备条件；以增建校舍一条为渐拓规模；而尤以宽筹经费一条为诸事的根本保证。他的这个奏折当天即被批准。在当时条理万端，待批奏折堆积如山的情况下，能如此神速地批阅这五千言的长折，可见朝廷对举办京师大学堂的关注程度与急迫心情。上谕称张百熙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一折，所陈事项“大致尚属周妥。着即认真举办，切实奉行”。朝廷如此急速批回，张百熙自能体察上意，不敢怠慢，随即着手实施。

聘教习、订章程、编书籍是办学校的三大要务，熟谙学务的张百熙自然逐一进行。

人才是一切事业的根本，有得力之人才能成预期之事。张百熙认为京师大学堂是造就高层次人才的学校，“而才之出，尤以总教习得人为第一要义”。这负有第一要紧意义的重要职位，当然不是平常人所能担当的，张百熙认为“必得德望具备，品学兼优之人，方是以膺此选”。为选堪当此任的总教习，张百熙广泛征求意见，深入查访，他在“博采舆论，参以旧闻”的基础上，选中了桐城派学者吴汝纶。

吴汝纶(1840～1903)，安徽桐城人，字挚甫，同治四年(1865)进士，大学士曾国藩门人。工古文，主持直隶保定莲池书院多年，声望很高，他不仅是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在旧学方面很有权威，而且对新学也很注意，颇有见解，张百熙认为汝纶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合适人选。于是他上《奏举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折》，其中说：“……臣博采舆论，参以旧闻，唯前直隶州冀州知州吴汝纶，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主莲池书院多年，生徒化之，故北方学者以其门称盛，允为海内大师，以之充大学堂总教习，洵无愧色。”在极赞吴的才能声望之后，为了职位相当，张百熙又请加升吴汝纶官衔以示重用：“如蒙谕允，可否赏加卿衔，以示优异，出自逾格鸿慈”。朝廷认为张百熙举荐合适，即降谕旨：“前直隶州冀州知州吴汝论，著赏加五品卿衔，充大学堂总教习。”

中国历来有礼贤下士、尊师敬贤的优良传统，管学大臣张百熙足膺此美誉。为了请这个好不容易才选中的总教习人才吴汝纶上任，张百熙在吴不愿出任的情况下，备办好总教习的五品官服官帽，亲自登门拜见授予吴汝纶，吴感其诚乃允出任，但要求先赴日本考察学务，张百熙慨然应允，并为吴办好一切手续，使吴顺利登程赴东。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张百熙上《奏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奏明粗拟办法五条，其中第一条即为“办法宜预定也”。说明东西洋各国学堂办有成效，都是按照一定的规章制度分科分级办理的。中国尚无系统的学制章程，前订大学堂章程也是粗具，更不配套，所以需要制定一套较为系统的学堂章程．“至将来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拟即全照大学规模”办理。张百熙在得到上谕：所拟“一切规条将来即以颁行各省，必当斟酌尽善，损益得中，期于有实效而无流弊”之后，为求应时实用，他考察列邦，参酌古今，经半年多的努力制订出一套系统的学堂章程，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上《奏筹拟学堂章程折》说明原委：“臣谨按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兴致用之途则一。值智力并争之世，为富强致治之规，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人才，以求人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以佐我国二千余年旧制，亦时势使然。”这次所拟学堂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养学堂章程》共六件。上奏之后得到朝廷谕允，并命颁行全国各省实行：“张百熙奏筹议学堂章程开单呈览一折，披阅各项章程，尚属详备，即著照所拟办理，并颁行各省，著各该督抚按照规条，宽筹经费，实力奉行，总期造就真才，以备国家任使。其京师大学堂，著责成张百熙悉心经理，加意陶熔，树之风声，以收成效，期副朝廷兴学育才之至意。”（《北京大学史料•一》）这套学制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钦定颁行，该年岁在壬寅，故史称“壬寅学制”。这便是由中央政府颁行的中国近代第一个从幼儿园(蒙养学堂)、小学、中学至大学的一套系统的学制章程。从此，中国办学堂才有了可资遵循的统一标准，中国教育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京师大学堂也从此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开端。

《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共有八章八十四节，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领导体制、聘用教习、科目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毕业任用、教学纪律等等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在第一章全学纲领中第一节即明确规定大学堂的办学宗旨是：“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章程规定大学堂分为大学预备科和大学专门分科，分科即相当于后来的专科学院。而之所以设有预备科，是因为办学伊始全国中小学尚未普遍设立，大中小学还不配套，一时没有可与大学相衔接的高级中学毕业生，设立预科是应急措施，非长久之计。于此可见张百熙对教育体系考虑的周到。同时考虑到当时没有统辖全国教育的部门，这一职责不得不暂由京师大学堂兼负，于是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还规定：“京师大学堂主持教育，宜合通国之精神脉络而统筹之……各省学堂，于每岁散学后，将该学堂各项情形照格填注，通报京师大学堂，俟汇齐后，每年编订成书，恭呈御览。”根据这一规定，京师大学堂在此后直到1905年学部成立的一段时间内，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样，张百熙就既是大学校长，又是教育部长，其眼界自不局限于京师大学堂一校。

《钦定学堂章程》颁行全国，其影响之大自不待言。它是张百熙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夙夜构思，精心编制而成的中国第一部系统学制。然而张百熙心中明白“天下之事，人与法相维，用法者人，而范人者法”。他认为学堂章程乃办学之法，要兴学育才向预期目标发展又不出现流弊，必须制订出“完全无缺之章程”。因此，不以他所制订、颁行全国的《钦定学堂章程》为满足。为求尽善尽美，他于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三日奏请添派张之洞会商学务厘订学堂章程折。在折中他说：“学堂为当今第一要务，张之洞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学堂尤政务之大端，所关更重，伏恳天恩，特派该督会同商办京师大学堂事宜，一切章程，详加厘定……”（《北京大学史料•一》）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河北南皮人，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主张开工厂、建学堂，他每到一地多关心学政，曾设经心书院于武昌、设尊经书院于成都，设广雅书院于广东，设两湖书院于湖北等等。甲午战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与其他有识之士一样，深感兴学育才的急迫，于是下令他辖区内的书院一律改办学堂，所谓方言、实业、武备等专业学堂具备，小学堂也很普遍，“一时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国，四方求学者闻风麇集，各省派员调查以便仿办者络绎于道。”张之洞还向国外派送留学生，于是湖北成为当时全国开办学堂、发展教育的楷模，张之洞“享学界泰斗之望”。张百熙请派张之洞这样办学先走一步、颇有经验又著声望的人来会商学务，以弥补自己之不足，可见其尊师敬贤、广纳百家、虚怀若谷以办好教育的高尚人格。

张百熙的奏折当天即被批准，朝廷发下谕旨，着即派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将现办大学堂章程一切事宜，再行切实商订，并将各省学堂章程一律厘定，务期推行无弊，造就通才。张百熙等遵旨。经半年虚衷商榷，互相讨论，并广泛参考各国学堂各项课程门目．酌予变通，根据中国国情，择其宜者用之，不宜者减之，终于制订出一套包普通教育、专业教育、师范教育三个系列在内的完整而系统的学制。其中有《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一册、《初等小学堂章程》一册、《高等小学堂章程》一册、《中学堂章程》一册、《高等学堂章程》一册、《大学堂章程附通儒院章程》一册；《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一册、《优级师范学堂章程》一册、《任用教员章程》一册；《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一册、《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一册、《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一册、《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一册、《实业学堂通则》一册。除此之外并订有学务管理方面的章程：《各学堂管理通则》一册和《学务纲要》一册。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百熙等将重定学堂章程奏呈朝廷颁布实施。

此次所订学堂章程与前钦定学堂章程相比，不仅完整而系统，而且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各实业学堂和造就师资的师范教育予以应有的重视，这对以后中国教育的发展起了规范作用。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作为制订这套学制的主要组织者与主持人，功不可没。

在这套学制的指导下，全国各地各类学堂纷纷建立，如1904年建立的有上海女子中西区学校、直隶保定医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校、上海女子蚕桑学堂，1905年建立的有河北农务实业学堂、福建蚕务学堂、武昌铁路学堂、唐山铁路学堂、江西实业学堂、贵州蚕桑学堂、湖南醴陵磁业学堂等等。

此次修订后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已是第三个大学堂章程。与前两个相比更进一步，在注意课程中西并重、设分科大学的基础上规定了附设通儒院(相当于后的研究生院)，以使学生在通儒院进一步提高，有所发明创造或著书立论，成为高层次人才。此后京师大学堂的发展即以这个章程为指导，建成了全国第一所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综合性大学。可以说草创京师大学堂的是孙家鼐，使京师大学堂走上现代化轨道的是张百熙。

张百熙任管学大臣期间，京师大学堂学生进行了爱国拒俄运动，这一运动被史学家称为我国近现代大学生爱国运动的开端。事情是这样，1903年沙俄不仅不按照与我国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分期撤出其军队，反而增兵备战又向清政府提出七条无理要求，阴谋把东北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京师大学堂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即鸣钟上堂集会演讲，会后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签俄约疏并致书各地学堂掀起爱国拒俄运动，引起国人关注。清政府很快严令学生不得与闻国事，并令管学大臣对学生进行压制。张百熙身为管学大臣一面不能不执行上谕，一面又与学生的爱国心相通，于是他上《奏派学生前赴东西洋各国游学折》，把在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上签名的俞同奎、冯祖荀、何育杰等列入派送出洋留学的名单中，并说他们学有根底，思想纯正。这批留学生共47名，是京师大学堂当然也是中国大学送去留学的第一批学生。这47人中到日本的31人于1903年底启程赴东；另有16人于1904年初赴欧美各国留学。这批留学生大都照计划完成学业在1909年前后回国，在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开办时任教习，将所学现代科学知识开课讲授，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各学科的开拓者。例如，高等数学(冯祖荀，留学日本)、物理学(何育杰，留学英国)、化学(俞同奎，留学英国)、法学(林行规，留学英国)、法学和政治学(余棨昌，留学日本)等等。这是张百熙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又一大贡献。因张百熙看到重金聘请来担任现代学科课程的外国教师中，有品学兼优堪为师表者，也有品劣学浅影响不良者，为长远计，为中国自己办教育、不被外人操纵计，必须培养自己的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