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宪，浙江绍兴人，1920年11月7日生。中科院院士，化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944年上海交大化学系毕业，1948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博士学位。1951年回国，任教北京大学至今。著有《物质结构》、《物质结构简明教程》、《稀土的溶剂萃取》、《萃取化学原理》、《量子化学 — 基本原理和从头计算法》（上、中、下册）《神奇之土—稀土科学研究》、《稀土》（上、中、下册）、《徐光宪论文选集》、《徐光宪文集》等。

历任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兼稀土化学和湿法冶金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学编委会物理化学副主编和无机化学副主编、《高等学校化学学报》、《无机化学学报》、《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中国科学B辑：化学》主编，“国际量子化学杂志《Int．J．Quantum Chem．》”、国际镧系和锕系研究《Lanthanides and Actinides Research》顾问编委、《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北京大学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学部主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中国共产党党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并曾任东北大学名誉教授，山东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等。

由于在量子化学、配位化学、核燃料化学、萃取化学、稀土化学等方面的突出贡献，特别是在串级萃取理论及其应用方面的杰出成就，多次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首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国家最高科技奖；北京大学首届蔡元培奖等。并荣获全国高等学校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

徐光宪从事教学、科研六十多年，成就卓著。其为人为学，具有特色，极富启迪性。

徐光宪

一、 志高意远  

古语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徐光宪自小牢记母亲的教导：“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身”。他立志要读书学本领，成为对家庭、对社会有用的人。徐光宪说：

这句话深刻地影响着我以后求学的道路。不论是在顺利的求学环境中，还是在艰苦的学习条件下，母亲的教导早已被我刻入心中。终身勤奋学习，成了我的习惯。

徐光宪勤奋学习、工作数十年，不仅在科学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在稀土世界引发了“中国冲击”，对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培养了大批人才，他认为家庭的幸福和个人的成就寓于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的贡献之中，他说：

个人的成功是指个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的有益贡献，当然也包括家庭的幸福和个人的成就。……因此我们立志要取得成功，一定要着眼于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这样才能站得高，看得远，才有崇高的目标。

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

1、一德立而百善从之

原北大校长蔡元培说尽爱国之心，“实国民最大之义务。”“爱国之心，实为一国之命脉。”他强调做事“不能不以国之利害为标准。”即使对个人、对家庭有利，“而有害于国，则绝对不可行。”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使他们立志发奋学习，学成报国则是必然之路。徐光宪正是这样走过来的，他认为

修身的第一原则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爱祖国、爱人民、爱父母师长、爱亲友、爱社会主义、爱科学、爱真理、爱自然，懂得如何治学和做人。要树立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志向，立志为民族争光，为祖国争光。

几十年来，徐光宪在立足基础研究，面向国家目标的理念下，他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总是根据国家的目标而定，并密切注意科学发展动向，将二者灵活地相结合，提出新的见解，推进科学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吉林大学孙家钟院士对此深有体会：“几十年来，与徐老师交往，常常感受到，徐老师的爱国的热忱，始终如一。他的科研与教学总是围绕着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服务。”

2、心急如焚 上书总理

徐光宪跟稀土打交道多年，又多次前去包钢，知道国家资源的利用状况，他在各种会议上表示了对稀土资源浪费的痛心和对环境的关切。他发表“白云鄂博矿钍资源开发利用迫在眉睫”一文指出

能源是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问题。国际上对石油资源的竞争非常激烈，造成的高油价将是长久冲击，因此，采用核能发电是大势所趋。……一个100万千瓦的电站，每年耗煤350万吨，……如果建成高效的慢中子铀233反应堆，每年只需钍1吨……

文章建议保护白云鄂博主东矿的稀土资源；积极回收白云鄂博矿开发中的钍，大力加强快中子堆研究；加强保护具有我国自主的知识产权的稀土产业等。文章发表后，反响强烈，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赞同和支持。

2005年9月29日，徐光宪等15位院士联名发出《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呼吁》很快送达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很重视并批请发改委查处。《呼吁》在“迫在眉睫”的基础上丰富了内容、更加具体。其中首先指出保护我国钍和稀土资源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然后说明我国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亟待保护和合理利用；最后提出具体建议。

呼吁恳切，建议具体。足见徐光宪等院士思虑此事已久，决非泛泛之谈。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忧国忧民的传统，在接受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采访时，徐光宪忧心忡忡地说

我反正就是特别心痛，白云鄂博矿啊，我怕二、三十年以后要用光了。

然后中国变稀土小国了，那个时候稀土价格也许比现在的一百倍、几百倍都上去了。

那中国要吃大亏了。……

徐光宪同时指出

包钢三废排放含有放射性钍的废气、尾矿飞尘、废水和废渣，不但严重污染包头地区，而且是黄河的主要污染源之一，若再不采取措施，并将进一步加剧对黄河的污染，形势十分紧迫。……因此钍的回收、尾矿坝的保护和三废治理不可再延缓。

包头稀土保护利用的事情一日不解决，徐光宪一日放心不下。2006年6月19日，徐光宪再次上书温总理，对三部委的解决方案贡献补充意见，并提出了加强知识产权意识和建立全国稀土行业协会等建议:

目前中国生产的不同纯度、规格的单一稀土产品已占世界95％以上的份额。

但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拥有以上优势，但我们并没有做到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的指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要打好稀土这张牌”，也没有完全落实江泽民同志“要把中国稀土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指示。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徐光宪认为原因是：

我国科技人员、企业家和管理专家对知识产权和专利的意识淡薄。……

徐光宪曾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呼吁稀土行业，像欧佩克那样，自律限制产量，提升价格，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为此我在2006年第二次上书国务院，得到温总理的迅速批示，国土资源部下令于2007年起，稀土资源的开发限制八万吨，小于全世界的需求量10万吨。这个消息在媒体公布后，尚未实行，就引起日本、韩国、美国等的恐慌，使稀土价格上升1－3倍。2007年维持高位，但2008年有所下降。原因除了国际金融危机外，是日本、韩国在过去10年中国低价出口稀土时储备了20年的稀土。现在看到稀土价格上升1－3倍，就不买了。这样我国不但在1995－2005间损失外汇至少几十亿美元，还丧失了稀土的定价权，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2009年8月7日，徐光宪在祝贺首届中国包头-中国产业发展论坛大会胜利召开的贺信中，再次强烈呼吁国家建立稀土战略元素储备制度。建议中引用英国《泰晤士报》2009年3月9日的文章：

（1）全球95%以上的稀土金属都将由中国生产供应。它们广泛应用于手机、激光器和航空业等方面。随着世界各国在能源利用率方面加大努力，中国的主导地位将变得更具有战略决定性，因为很多重要的环保技术，例如风力涡轮机、低能耗灯泡和混合动力车等都非用稀土不可。（2）随着中国大幅削减每年的稀土金属出口配额，中国在稀土供应方面日益崛起的实力及其明显要把它作为“21世纪的经济武器”的意图令日本政府感到担忧。有日本政府人士对《泰晤士报》说，对日本业界来说，这是一种无形的海啸恐慌。日本几乎100%的稀土进口都来自中国，因此它将这些元素看作未来贸易战的一个潜在战场。（3）稀土资源将为中国高技术产业提供一个繁荣的机会，允许它们获得对亚洲、欧洲和美国竞争者的巨大竞争优势。没有这些‘技术性金属’的元素，也就谈不上什么技术。中国已经开始研究如何使这些金属给本国公司以其它国家难以匹敌的竞争力。

有鉴于国内外的警报信息，徐光宪几次呼吁，几次上书，为国为民，丹心可见。

徐光宪年届九旬，并获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可说是功成名就。本可安享晚年，繁事不问。可是一个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科学家却做不到。面对这样一位忧国忧民，奔波呼吁的耄耋学者，有些只顾本部门、本地区眼前利益，不考虑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人，良心如何得安？

3、最高荣誉

2009年1月9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隆重举行2008年度科技奖颁奖大会，国家主席胡锦涛向王忠诚、徐光宪二位颁发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

部分获奖证书

国家最高科技奖授予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科技工作者。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是对获奖者巨大贡献的褒奖和肯定，是获奖者常年累月辛勤劳动的证明。

徐光宪所获奖项众多：“稀土萃取研究”获全国科学大会奖；“串级萃取理论及其在稀土和金川钴镍分离中的应用”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串级萃取理论及其应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轻稀土三出口萃取分离工艺理论设计及其工业实践”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物质结构》获全国高校优秀教材特等奖，《稀土溶剂萃取》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应用量子化学-成键规律和稀土化合物的电子结构》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首届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和何梁何利科技成就奖等。

徐光宪对2006年12月13日，北京大学颁发的“蔡元培奖”感触尤深。“蔡元培奖”是北京大学的最高教师荣誉，以表彰获奖教师在教书育人、传承文化、知识创新和社会服务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此次与徐光宪同时获奖的有侯仁之等十位名师。

对各种奖励徐光宪总是说：

要说工作成绩，那是团队集体努力的心血结晶，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而已。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工作能力和成就大大超过了我，这点是我最大的欣慰和骄傲。

这就是大家大器大胸怀。

黄春辉院士说得好：“中国科学史上不能没有徐光宪的名字，中国近代化学发展史上会有徐光宪的专页。他的精神直接教育和鼓舞了我们几代人，并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财富。”

4、个人与集体

大家公认徐光宪是我国稀土串级萃取理论的创立者，对我国稀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每当谈及时，徐光宪总是说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员。2001年，徐光宪应国家发改委稀土办公室《中国稀土发展纪实》编写组的邀请，为其撰写了一篇关于稀土串级萃取理论的创建和推广应用纪实的文章。徐光宪在文章中称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包头稀土研究所、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复旦大学等高校和上海跃龙化工厂等为我国稀土研究的先行者。60年代开始稀土萃取研究的北京大学，则从上述各单位得到很多帮助。借编写《纪实》的机会向上述各单位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深切的感谢。特别是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袁承业院士、陆熙炎院士、徐元耀研究员等的研究小组从50年代起研制了许多萃取剂，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稀土萃取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表示敬意。

对参与其事的北大化学系、包头有色三厂、包冶所、稀土车间的工人等均一一列出，表示感谢和敬意。

爱因斯坦主张“应当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因为一个获得成功的人，从他的同胞那里所取得的，总是无可比拟地超过他对他们所作的贡献。……”并尖锐地指出，商品社会的个人竞争是一种“破坏性经济斗争”，“正像在一个蚂蚁窝里的个别蚂蚁之间的交战，说不上什么是为生存所必需的，人类社会中各个成员之间的情况也是这样。”徐光宪十分赞赏爱因斯坦这一观点，强调要有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强调把他人的帮助记在心上，又想着帮助他人，我们的事业才能迅速发展。

5、尽心社会兼职

  徐光宪的教学和科研任务一直很繁重，但他对社会兼职仍能尽心尽力做好。1980年，中国稀土学会成立，徐光宪当选为副理事长，从此他把很多时间、精力用在了组织学会的学术活动上，他多次主持召开全国、国际稀土学术会议，为促进我国稀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和亚洲化学联合会主席期间，积极组织开展学术活动。他还多次担任国际性化学会议的大会主席，为促进我国化学学科的国内外交流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1986～1994年，在徐光宪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学部主任期间，积极贯彻唐敖庆提出的“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评审原则，建立起化学学部资助项目的严格评审制度，制订了具体的工作规程，为规范化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按照评审制度和程序，择优资助了一大批项目，并取得了优秀的科研成果，稳定了队伍，促进了我国化学基础研究的发展。徐光宪的社会兼职还有《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ntum Chemistry》、《Lanthanide and Actinide Research》顾问编委；《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中国稀土学报》、《Journal of Rare Earths》主编；《中国科学》、《科学通报》、《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副主编等，他积极组稿、认真审稿，开展学术交流等，为提高刊物水平尽职尽责。

 《稀土信息》杂志创刊于1984年1月，在杂志筹备阶段其负责人邀请徐光宪担任《稀土信息》的顾问，他不仅爽快地答应了这又一个兼职，而且向编辑部建议：“美国稀土信息中心”在国际著名稀土学者格什耐特教授领导下，出版刊物《美国稀土信息中心新闻》，全球发行，在世界稀土界影响很大。我国是稀土大国，完全可以考虑出版《中国稀土信息》英文版，以便对外交流。编辑部认真考虑了徐光宪的建议，于是英文版的《中国稀土信息》（CREI）便在1985年问世了。1985年“北京国际稀土及其应用产品展览会”期间，CREI是中国稀土界与国际稀土届交流的重要媒介之一。现在，世界稀土产业中心已不在美国，“美国稀土信息中心”及其《美国稀土信息中心新闻》已不复存在，而中国英文版的《中国稀土信息》（CREI）连续发行二十多年，如今已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英文稀土信息杂志。对此窦学宏先生感慨地说：“这不能不感谢徐光宪先生当初的建议，或许二十多年前，先生已经预料到未来世界稀土产业和信息中心会转移到中国。”

6、寄语青年

青年在任何时候都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凡是关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人无不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徐光宪对青年学生格外关心爱护，他经常与学生、助手对话，言传身教，传授自己的经验，希望能帮助他们尽快成长。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北大出版社推出了《北京大学院士文库》系列，《徐光宪文集》是其中之一。打开《徐光宪文集》，第一部分就是：“Ⅰ-献给青年读者”；而后才是“Ⅱ-学术论文”、“Ⅲ-……”他对青年的关怀、期望于此可见。

早在1961年12月12日，《北京大学校刊》上就刊载了徐光宪“与理科同学谈谈怎样做好毕业论文”一文，该文是根据他自身经历与学生的谈话、报告写成的，周培源副校长看后认为很有意义，建议校刊发表。此文后来被《北京日报》全文转载，许多学生深受其益，其影响超出了北京大学。

文章对学生认识毕业论文的意义、写作方法、技巧，及以后的科研工作等有指导意义。他以自身的经历告诫同学，要特别注意培养严肃的科学工作态度、严格的科学工作作风、严密的科学构想方法和良好的实验室习惯。强调得到的实验数据要重复几遍，做到自己确信，十分可靠，对结果的分析和讨论要实事求是。当遇到困难时，坚持就是胜利：

还记得我在做研究生论文的时候，曾碰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不能解决，那时候人都变瘦了，几乎考虑要不要换论文题目的问题了。后来终于找到了门路，就像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讲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所描写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科学研究工作就这样必然会经过一些十分伤脑筋的阶段，因此，当碰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不泄气，不动摇，不轻易改换论文题目是很重要的。路总是会打开的，往往闯过了“关”，就可以大步迈进。

1999年夏，在面向21世纪的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灵魂，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的时刻，徐光宪与北京大学稀土中心的青年教师及研究生等就“知识如何创新”问题进行了五次讨论。参与者认为讨论对自己的启发很大，十分有益，徐光宪将讨论的部分内容整理成《科学研究的创新思维和方法》一文，发表出来以供同学和研究生们参考。他把自己一生的治学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大家，希望中国的年轻学者，能有扎实的基础、敏锐的眼光和远见，在下一世纪，去开创和建立新的学科。

2000年，徐光宪将以上思想发展、总结为“成功的十大要素”发表，其中对志向和目标，兴趣和爱好，决心和毅力，勤奋和效率，灵感和创新，健康、教育、方法、天赋、机遇，大环境、小环境等做了精辟的阐述，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首次使用“负成功”一词。他认为

个人的成功是指个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做出的有益贡献，当然也包括家庭的幸福和个人的成就。如果对人类社会和国家民族做了坏事，那就是“负成功”，负成功与失败不同，失败只是零成功。江青四人帮做了极大的负成功，抵消了亿万人的成功……

其中心意思是要学生把个人的发展成长与国家民族的目标紧紧联系在一起。并鼓励说：

有了远大的志向和目标，选择了你喜欢的专业，就要自信你一定会成功，不能说“你想成功”，而是说“你一定要成功”，只有下了“你一定要成功”的决心，才能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有坚持下去的毅力。……

面对大科学时代，科学家单打独斗的机会越来越少了，科学研究，尤其是重大项目更需要团队精神，更需要互相协调、合作、激励，徐光宪在文章中特别强调了心理健康与品德修养：

人是有知识的社会动物，所以要处理好个人与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工作单位、家庭成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世”就是调整好人际关系。“修身”就是修养个人的情绪和正确对待人生的精神境界。

处世的第一原则是“推己及人”的原则，……这就是说，你这样对待别人，别人也会这样对待你，儒家教导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是同样的意思。要养成“设身处地”的习惯，经常考虑别人的希望和利益。如果和你交往的人常常能在思想上或工作上有所得益，在他困难的时候，会得到你慷慨的帮助，那么就会有许多人愿意与你交往，你的“人缘”就好就广，而“人缘好”“人缘广”就会使你成功。“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个人的成功，需要大家的帮助，这是一条人际关系的真理。……

在这里徐光宪把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今的需要和时代精神巧妙地结合起来，这也是他多年的亲身体会和经验。由于他待人谦和真诚，推己及人，所以他的团队总是团结和谐、亲如家人，工作上互相支持，考虑大目标，不计个人得失。1981年，徐光宪在萃取化学方面最得力的研究生倪亚明毕业离开北大，而当时串级萃取理论的研究正需要有优秀的研究生继续工作。与徐光宪共事多年的吴瑾光教授，遇事每每从全局考虑，她就动员自己最优秀的研究生严纯华转做徐光宪的研究生，开始串级萃取理论的研究。对此，徐光宪一直都很感谢，并视为重要的事：

1982年下半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提一下，那就是严纯华同志开始参加稀土萃取的研究。……后来的20年实践证明严纯华果然是非常杰出的青年学者，他对串级萃取理论的深入创新发展，超越了我和李标国的工作。他在2011年当选为院士。但吴瑾光教授研究组的工作因而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我要借此机会感谢吴瑾光教授对稀土工业的发展做出的间接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注重品德、操行的修养，徐光宪深谙此理，深有体会，所以他特别指出：

修身的第一原则是要爱祖国，爱人民，有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并经常以亲身经历告诉青年们：

现在是中国二百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实践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拉动内需等政策，而且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青少年应该有时代的幸福感；更高层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担落在青少年身上，要有历史使命感；我们从小受父母养育和师长教育，我们的衣食住行都是前人劳动的成果，所以我们成年以后，要用自己的劳动回报社会，要有社会责任感。

大凡优秀的科学家都重视科学方法论的教育与养成，徐光宪晚年对青年一代更是关心，有机会就讲、就写，不断发展完善他的科研理论，把他多年的治学心得经验总结为“科研创新十六法”发表。他在文章开头满怀深情和希望地写道：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实践中探索科研如何创新的方法，总结了16条。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的天赋很平常，但“天道酬勤”，只要依靠勤奋，是可以取得科学成就的。大发明家爱迪生说：天才＝98%的汗水＋2%的灵感。而2%的灵感也可用勤奋来培养。各位同学只要勤奋努力，相信都能成为出色的科学家。

恳切温暖的话语，处处洋溢着徐光宪对年轻一代的深情关怀、信任和期待。福州大学郑威教授，在离开北大四十多年后对此仍然印象深刻，他说：“徐先生的热心指导，激发了我的学习动力和克服困难的勇气，……正如徐先生所告诫我们那样，学习和研究都要持之以恒，誓在必成。成大业者，一定要有远大的志向和目标，而且要自信你一定会成功，只有下了‘一定要成功’的决心，才能在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有坚持下去的毅力，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顽强意志。对他的学生和青年教师，徐先生就是这样倾注了他的爱心和孜孜不倦的教诲，精心培育了他的学生们。我们从他的言谈举止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是他以自己所学为党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做着默默的无私奉献。他是我们心目中具有崇高师德和超人才华的师表。”

7、他们超过了我

徐光宪这种为科学不厌不倦的献身精神，也为他的学生们树立了学习榜样，成就了大批人才。由于徐光宪学识渊博，所以他教出的学生分布在量子化学、萃取化学、材料科学、核燃料化学、稀土化学、配位化学、光电化学等领域，并且大多成为各个行当的领军人物。因此徐光宪常常愉快地说

我最大的成就是培养了一批好学生，他们今天的成就早已超过了我。比如在串级萃取理论方面，严纯华和他的团队发展了我的基本假设，使之能适用于重稀土元素的分离，使串级萃取理论更趋完善。他们又提出‘联动萃取’的新概念、新技术，可以大大节省成本，增加效益。在量子化学理论方面，黎乐民早已超过了我；在稀土光电功能材料方面，黄春辉院士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获得了“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在微乳萃取和肿瘤早期的红外光谱研究方面的主要理论，是吴瑾光在国际上首先提出来的；在分子磁体的研究方面，高松成绩卓著，已是中国科学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不过大家都能感觉得到“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徐光宪的培育之功永载史册。

徐光宪教育有方，言传身教，他的许多学生和助手已经成长为院士、长江学者、学科带头人，仅留在北大的就有黎乐民、黄春辉、高松、严纯华等院士。黄春辉院士的体会具有代表性和深刻性，她说：“先生在他的文集第14页中写道：‘1998年11月，国家重点基础研究973计划-稀土功能材料的基础研究项目，最后获得通过，严纯华教授被任命为首席科学家，实现了我多年的愿望之一。’‘1999年9月10日，以黎乐民院士为主任、陈志达教授和严纯华教授为副主任的北京大学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通过国家科技部的评议，被评为A级，实现了我多年来的愿望之二。’其实，我们知道，先生多年的愿望更何止于此。五十年前满怀赤子之心，一腔爱国热血由大洋彼岸回到祖国；五十年中辛勤耕耘，百折不挠，为的是祖国的繁荣富强。先生就像一颗种子，到哪里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不管是徐先生所钟爱的量子化学，还是配位化学和萃取化学，他都能拿起来，钻进去，出成果。今天祖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步伐正越来越紧，祖国繁荣富强的蓝图已日趋清晰。我想先生应该毫无愧色地说：‘这其中有我的贡献’。”

当记者问在您取得的众多成就中：“您感到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徐光宪回答说：

我感到最快乐的是，在北大有许多优秀的研究生，他们的独立工作能力很强，我指导他们很省力，现在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已超过了我。而我，终于有时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以更宽的视野，看一看当前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了。

其实徐光宪一生中不止一次“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选择方向和突破口。现在他又一次登高远望了。

8、再上高楼  展望天涯路

科学的发展不仅仅需要物质条件，生产和技术基础，而且需要创新精神，科学思维和前瞻性的哲学思维。

耄耋之年的徐光宪以科学哲学的思维，站在学科的前沿，关注并思考着学科的发展，而且思维缜密、思想活跃、领域广阔。世纪之交，他先后发表了极富哲理的《宇宙进化的八个层次结构》、《理论化学与21世纪“化学学科重组”前瞻》、《21世纪的化学是研究泛分子的科学》等文章。之后提出的“21世纪化学研究的五大趋势”、“21世纪化学的四大难题”、“21世纪化学的10个突破口”、“20世纪化学的盲点”等等，无不具有新意和前瞻性。“他在许多场合反复强调过，迄今化学已积累了极其丰富的试验资料，但对这些资料进行总结归纳得出新的规律性认识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希望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黎乐民院士说。

徐光宪于今又开始编著《二十一世纪知识系统的自然分类和新编码法》、《创新方法学》等。

  有记者问徐光宪: 晚年还想做些什么？他回答说，如果身体还健康，他还想做四件事来回报社会。

⑴《量子化学》三卷的再版，和《原子价的新概念》的出版；

⑵编著《知识体系的自然分类法和21世纪的图书新编码法》；

⑶创建《化学信息学》、《化学进化论》和《系统化学》；

⑷真诚地希望青年学子保护你的好奇心，因为它是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

二、天道酬勤

1、基础是根本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基础知识、基本功，对于研究人员来说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会过分。这是成功的科学家共同的经验体会，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曾经谈到，只有打好基础，才有力量。他认为一个重要的科学家对原理应当掌握得很透彻，基础要打得很扎实，各方面都要懂些，这样出人才的可能性就会大。

徐光宪常常提起自中学、大学自己一直注重多做习题、打好基础，终身受益的感受，并一再鼓励青年们也要尽可能多做习题。他说：

我刚到北大就能教物理化学，就是依靠我在交大做过498道习题打下的基础，和后来在哥大研究生院学习的化学热力学、量子化学、统计力学等课程，所以教得很成功，学生都很满意。后来我知道彭桓武先生、黄昆先生他们在数学物理方程、数学分析等课程，都做过两三千道习题。

其实在读数学、物理、理论化学等方面有成就的科学家，都在终身做习题。……但是现在的科学史家，提到这一点的很少。后来我做萃取理论，实际上白天跟大家一起做实验“摇漏斗”，晚上我想“摇漏斗”中一定有理论规律，所以提出模型，做各种各样的计算，这实际也是在做习题。后来创建串级萃取理论，就是做习题做出来的。

由于徐光宪在量子化学、物质结构、稀土化学、萃取化学等学科具有广博而深厚的基础，所以他才能产生沟通和联想，碰撞出新的火花，在量子化学和化学键理论等不同领域不断创新。

2、板凳坐得十年冷

“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是我国历来做学问的一种高尚的追求。科学研究就是做学问，它的过程是寂寞和失败多于热闹和成功的过程，而一旦成功，其愉悦、幸福又是难以言状的。尤其是原创性的工作，更是如此。徐光宪的串级萃取理论研究始自1972年，他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底和丰富的萃取化学的实践经验，但是他的“串级萃取理论I-最优化方程及其应用”和“串级萃取理论Ⅱ–纯度对数图解法”两篇文章，迟到1978年才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刊出。关于这一点徐光宪有着切身感受：

在科学研究上，凡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原始创新，往往需要十年以上，或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得到同行的认可。这在科学史上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我最初的二篇也是最根本的论文，不但不敢投登《中国科学》，也不敢投登《化学学报》或《化工学报》，我是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的。我对同行权威专家开始时的不认可，是理解的，有耐心的。时间久了，同行都会理解认可的。

一个新理论要得到承认，一般都要经过若干年，科学史上此类事情很多，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大概要算“群论”的发展过程。伽罗华在发表有关论文时曾屡遭冷遇，视为“难以理解”予以退稿。在他去世14年后，其主要论文才陆续发表出来，但对它们的重要性的完全理解则是在伽罗华去世后38年，即1870年随着约当的《置换群》和克莱因的相关著作的问世后，人们才逐渐认识到“群论”在代数学上的划时代意义。

对科学史上的类似情况非常了解的徐光宪当然有耐心等待同行专家的理解和认可。好在这一时间并不算太长。

3、勤奋出灵感

学习科技史可以发现，做出重要贡献，或有重大发明、发现的科学家，都是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深厚的实践功底，掌握了丰富材料的人。因为这样的科学家往往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准确的判断力，不失时机地抓住苗头，选准方向。然而“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灵感”则是科研人员长期、持续、集中精力思考后不经意间闪现的新思想、新主意等，是坚持不懈思索的结晶。所有科研人员的综合能力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那是勤奋努力的结果。

有资料称：“在我们已拜访的60多位学部委员中，请教做出科学发现所需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时，无例外地都认为科学发现是长期勤奋和长期艰苦治学的结果。根据国内672位知名科学技术专家的科学活动记录，也表明他们在长期的科学生涯中，是依靠艰巨的不懈探索，才做出了自己的发现。这证明勤奋是做出发现的几个基本条件之一。华罗庚教授认为：‘在科学领域里，成功的科学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辛劳的耕耘者。不少例证说明，科学上的重要发现，是在科学家脑海中反复深思达二三十年之久方始成熟的。因而要想顺手捡来伟大的科学发明是不可想象的。’”

科学家的经验有惊人相似之处，徐光宪也有同样的体会，他说

我感到一个音乐家、艺术家非常需要天才，没有天才做不成音乐家、艺术家。假如你有一半的天才，非常的勤奋、非常的努力，还是能够成为一个出色的科学家。但科学家没有只工作八小时的，八小时以外你去玩牌、打扑克、玩电脑（游戏）什么的，你永远做不成科学家。我在65岁以前，每周工作都在80小时以上。现在比如严纯华、高松他们，工作时间比我更多，他们压力比较大，任务很重，所以科学家一生是很辛苦的，不过也是很愉快的。因为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就使人很开心，科学家对他研究的问题是作为一种兴趣嗜好在不停地做，不停地思考。居里夫人的丈夫居里先生就是走在马路上还在想他的科学问题……

徐光宪参加工作以来，实际是一个实验室、两个办公室，其中一个办公室就是他的家。这一点与他的夫人高小霞相同，他们的女儿们从小看到的是，放学回家父母各自趴在桌子上，各干各的，父母把吃饭、睡觉等必要的时间以外的光阴都花在教学和研究上。

在与包钢的合作中，徐光宪亲赴包钢八次之多。在那里徐光宪和参加试验的工人、技术人员一起搬器械、配试剂、接皮带等等，吃住在工厂，白天守候在试验现场仔细观察、记录数据、分析结果、参加各种生产操作,夜晚还要倒班，凡是工人们做的活计，徐光宪都做，有了问题也都随时找他……正是夜以继日的勤奋工作，终于创生了“串级萃取理论”，引领了稀土世界新潮流，也把他推上了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

徐光宪对学生、对来访者一再说明自己对“灵感”的看法：

我自己一天到晚思考的问题，有时早上醒来忽有所悟。主要是已经考虑了很久，夜间虽然睡下了，但大脑某部分还在酝酿、反刍、消化。所以“灵感”是“思维陈化（Aging Process）后的顿悟”。

徐光宪在谈到创新时不止一次强调：

知识创新都有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所以勤奋学习，积累深厚的基础，加上追根到底，万事必问为什么的好奇心，就是创新的源泉。前者是学，后者是问，学而不问则殆，问而不学则罔。学而问，问而思，思而行，行而果，这就是创新。这是我学习六十年的体会。

徐光宪一生勤奋，硕果累累，他的每一项成果都是和刻苦努力联系在一起的。“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说的恐怕正是这种情况。

4、文人互敬

中国历来有“文人相轻”的陋习，其实“文人互敬”的也不乏其人。前者我们引以为戒，后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相互学习、切磋，相互关怀、批评，相互尊敬、论争，相互支持、信任。我们看到徐光宪周围的人大都是后者，徐光宪对他的三位物质结构同行唐敖庆、卢嘉锡、吴征恺先生非常尊敬，而他们三位也很赞赏徐光宪。厦门大学张乾二院士说：“早在50年代初期，我就听卢嘉锡先生赞扬徐先生夫妇避开美国政府阻挠，毅然回到新中国的爱国壮举。卢先生还经常谈到他和唐敖庆、徐光宪、吴征铠先生受高等教育部委托，在全国举办《物质结构》教学讨论班，培养专业师资的一些细节，言谈中，卢先生很赞赏徐先生的才华与高尚品德，令我产生对徐先生的敬佩之情。”

南京大学高鸿院士说：“我国老一辈化学家、南京大学的戴安邦院士和徐光宪院士在学科领域是同行，他们彼此也很熟悉。有一次戴老提到徐先生时，曾竖起拇指，亲口对我说：‘a good fellow’这是戴老对他的深情赞许。”

徐光宪受到许多相识的、或不相识而只闻其名的学者的赞扬，徐光宪也经常对人称赞其他学者，尤其是那串“糖葫芦”（唐敖庆、吴征铠、卢嘉锡）。云南大学教授戴树珊说：“徐先生与唐敖庆先生的友谊很是值得学习，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素有‘文人相轻’之弊，而在徐-唐之间则恰恰相反，他们一生都是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团结奋斗的学术挚友。在我读《物质结构》课程，讲到‘杂化轨道’一节时，徐先生说：唐敖庆先生在杂化轨道理论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教材中也引用了唐敖庆、卢嘉锡的文章。后来我到吉林大学读研究生时，有一次说到旋光问题，唐先生说徐光宪先生在美国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旋光问题，是当时做得最好的。……有一次唐先生对我们说：徐先生为了国家的需要，暂时放下了自己喜爱的量子化学研究，而去搞原子能化学，但他始终关心着量子化学的发展。在查阅配位化学文献时，觉察到配位场理论有许多新的进展，理论问题十分重要，建议关注。”唐敖庆在配位场理论研究方面成就卓著，著有《配位场理论方法》一书，他感谢徐光宪把有关配位场理论的最新信息告诉自己，建议关注，是对自己研究工作的巨大支持。而徐光宪则在许多场合、文章中感谢唐敖庆在业务上、政治思想上给予的热情帮助和深刻影响，并十分称赞唐敖庆在化学键函数和分子内旋理论等等领域的领先世界的科学成就，和领导工作的贡献：

唐敖庆担任吉林大学校长近三十年，使一个地方性的东北人民大学发展成为全国著名的重点大学；唐敖庆出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首届主任，提出了“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平合理”的评审原则，使基金支持项目发挥了很大作用；唐敖庆担任中国化学会理事长期间，为维护化学界的团结、树立优良的学风和会风、提高我国的化学学术水平做出了贡献，……

徐光宪称赞404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姜圣阶院士，多次说姜圣阶功劳很大。

当面赞扬一个人，常有，未必是真心的；背后赞扬一个人，少有，但一定是真心的。

5、心怀国家 胸有大局

徐光宪心怀国家、胸有大局、基础扎实、勤奋努力，一生数次根据国家需要改变方向，而能在每一个方向上都做出前沿的成就，巨大的贡献，常常令人佩服、称奇。关于这些徐光宪说：

我先后改变方向达6次之多，所以我的特长是“适应素质强”。我在1936年读中专时是土木科；1940～1944年读交大时是化学化工系；1948～195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时是量子化学；1951年回国到北大化学系先搞量子化学和物质结构；1953年拓展到实验配位化学；1957年调到技术物理系搞放射化学和核燃料化学；1972年由鲤鱼洲回到化学系搞萃取化学和稀土化学。这些不是我“见异思迁”。第一次选土木科是因为父亲早年故世，家庭希望我就业补助家用不足；第二次读交大是我喜欢数理化，但交大的化学系实质上是化工系；第三次学量子化学是我真正的兴趣。以后三次改变是国家需要要求我去适应。改变方向是不得已的，不能在一个领域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却有利于在每个方向培养创新人才，他（她）们的成就和学术水平都已超过我，这是我的最大贡献和安慰。我认为一位有成就的教授的标志之一，就是培育出超过他本人的创新型人才。

徐光宪认为能够随机随缘随遇而安，即有强的适应能力是有条件的：

第一条，是要有强烈的爱国情怀。例如国家决定搞两弹一星，号召全民办原子能时，很少有人研究过两弹一星。所以两弹一星的元勋们90%以上都是外行调去适应国家需求的。比如吴征铠先生长期从事分子光谱的研究，他从复旦大学化学系主任，被调到二机部任扩散法分离铀235的总工程师。第二条，要有坚实的基本理论基础。多做习题，每听一门课，要消化吸收，整理成一本笔记本，达到可以开课的水平。第三条，要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温家宝总理语）的雄心壮志和创新能力。

相识相知半个多世纪的苏勉曾教授，说出了徐光宪一生能随机随缘随遇而安的真髓：“‘文化大革命’后他不得不改变工作岗位，重新组建研究队伍和实验室。可贵的是他无怨无悔地继续努力工作，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活动中做出了更多的贡献。他顺境不骄，逆境不馁。63岁高龄时他申请加入了共产党。耄耋之年仍自强不息，勤于思考和钻研，不断地提出新的学术见解，实践着自己矢志不渝的爱国热忱。”

6、成功的要素

徐光宪的《成功的十大要素》是他在数十年的求学、教学、科研工作中积累的宝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他成功的主要因素。连载于《中国人才》，2000年第1、2期，后收入《徐光宪文集》。其内容主要有：⑴志向和目标，兴趣和爱好，决心和毅力；⑵勤奋和效率；⑶健康；⑷天赋、灵感和创新；⑸教育；⑹方法；⑺心理健康＝品德＝（修身）（处世）＝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ont,EQ）；⑻大环境；⑼小环境；⑽机遇等。

谈起成功的因素，徐光宪认为个人的成功是指个人一生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做出的有益贡献，当然也包括家庭的幸福和个人的成就。我们立志要取得成功，一定要着眼于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做出的有益贡献。

徐光宪指出勤奋是实现梦想之舟，是成功的要素。他以自己数十年的体会，提出了勤奋的效率问题：优化时间利用原则、分工协作原则、轻重缓急顺序原则、保持乐观情绪原则、相互学习交流原则等等。

健康的身体是成功不可缺少的要素，健康是基础。因此勤奋不能靠延长学习和工作的时间，不能以牺牲健康为代价，而是要提高效率。

徐光宪用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治学三境界说，来阐明天赋、灵感和创新的相互关系，其核心仍然是“勤奋”，是冷静地分析判断。

关于治学方法问题，徐光宪通过自身实例强调了在学习、吸收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知识框架的重要，和努力学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的重要。

徐光宪认为我国目前改革开放的大环境非常好，他希望年轻学者能好好抓住目前的大好时光，并与单位领导、同事、家庭成员等一起构建和谐的小环境，加强修养，推己及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一定能大展宏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三、 金针度人

方法论在近现代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时甚至起着关键的作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充满竞争，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环境里，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一般人都把成功的诀窍保密起来不告外人。“鸳鸯绣取从君看，莫把金针度予人”就是方法保密只把成果示人的写照。徐光宪却经常把“金针度予人”，将自己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屡屡公开，毫无保留地介绍给大家，这对于缺乏研究方法的青年人尤其重要。

1、分类归档

分类归档，就是根据事物的特征，找出其共同点和相异点，把它们划分为不同的类型、种类的方法。徐光宪自小由中药铺的众多小抽屉联想起的分类归档法，在他一生治学中起了重要作用，运用自如，获益良多，他甚至认为“科学”（science）的原意就是“分科之学”、“分科治学”。

恩格斯说：“科学分类。每一门科学都是分析某一个别的运动形式，或一系列互相关联和互相转化的运动形式的。因此，科学分类就是这些运动形式本身，依据其内部所固有的次序的分类和排列，而它的重要性也正在这里。”

徐光宪认为当某一学科分支的实验材料已经相当丰富的时候，就应当集其大成，对已有的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理论分析，总结出有规律性的结论，并返回去在实践中检验、指导实践，推动该学科的发展，进而开发应用于实际当中。这就要善于广泛积累资料，对资料进行分类或类比，形成自己的体系。例如徐光宪提出的萃取体系分类法就是个典型。

早在1961年，徐光宪在《核燃料萃取化学研究的展望和关于萃取体系分类法的建议》一文中指出：

当时无机物萃取尤其是核燃料萃取的研究进展迅速，已有数以千计的文献，但缺乏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没有正式形成“核燃料萃取化学”或“无机萃取化学”这一分支学科，我感觉已经到了应该全面总结的时候。并且认为萃取机理的恰当而细致的分类，是系统整理目前已经积累起来的大量萃取资料的先决条件。

徐光宪从广泛积累和系统整理资料入手，对以往按照萃取剂的种类划分为P型、N型、C型、O型萃取体系；或按照被萃取金属离子的外层电子构型划分为5f区元素、4f区元素、d区元素、p区元素、s区元素、惰性气体的萃取等类型；或按照底液的不同划分为硝酸、其他强酸、混合酸、弱酸底液萃取，中性底液萃取及碱性底液萃取等类型。经过深入的分析、归纳，去粗取精，对萃取体系的分类提出自己的想法：

我认为合理的萃取体系，既要考虑萃取剂的性质，又要考虑被萃取金属元素的特性和底液的性质。我把萃取体系分为6类：简单分子萃取体系（D）、中性配位萃取体系（B）、络合萃取体系（A）、离子缔合萃取体系（C）、协同萃取体系（A+B，A+B+C，等）和高温萃取体系。

在正确分类的基础上，他对不同类型的萃取体系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阐明了许多典型体系的萃取机理，并提出了若干关于萃取的一般性规律。而主要对酸性络合萃取体系（A）、中性络合萃取体系（B）、离子缔合萃取体系（C）等进行研究，并把（A+B）、（A+B+C）等状态首次使用 “协同萃取”一词来描述，其定义为：“两种或两种以上萃取剂的混合物同时萃取某一化合物，如其分配比显著大于每一萃取剂在相同的浓度和条件下单独使用时分配比之和，这样的萃取体系称为协同萃取。”1963年，徐光宪又对“协同萃取体系”进行了补充，将协萃体系分类为二元协萃体系、二元同类协萃体系、三元同类协萃体系等，并进一步总结出规律性，使之完善，对预测和说明协同萃取有指导意义。徐光宪首先提出的“协同萃取体系”这一概念，已被同行普遍采用。

徐光宪晚年的学术思想更富有哲理性,他认为“科学的本意就是分科治学”。 他把宇宙的进化、发展划分为八个层次：物理进化、化学进化、天体演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社会进化、人工自然进化、大成智慧进化（后者是钱学森先生建议的）。指出做为宇宙进化一个层次的化学进化的主要特征，是由原子组成分子、高分子、生物大分子、超分子、各种广义分子、分子聚合体、分子导线、分子开关、分子马达、分子计算机等。为了能够按照人类的需要设计合成出新的分子及其聚合体，如新的药物、新的材料等等，就有必要对现有的各种各类、数量庞大的广义分子进行分类，加以研究，了解和掌握它们是怎样由分子片构成具有特殊功能的分子的。他在研究分子片理论中提出了以nxcπ四个参数来描述分子的结构类型，其中n为分子片数，x为分子的超额电子数，c为循环数，π为π键数。并在无机化学中引入“共价”、“分子片共价”等新概念。

2、移花接木

人类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发现，将一个学科中的成功的原理或方法，借鉴移植到其他学科有时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尤其是现代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相互渗透、联系日益增强，常有某个学科中的一个常用的原理或方法，移植借用到另外一个学科中，竟成为解决其重大问题的理论依据或行之有效的方法。例如，在物理学中很普遍很成功的红外线研究，当把它移植借鉴到遥感、航天、医学等领域时，便对军事、气象、环保、农业、影像诊断等等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和推动。而在化学领域研究中，借鉴移植物理学中的量子力学的原理和方法后，开辟并形成了量子化学的新学科；量子力学的原理和方法应用于大分子和生命科学研究之中，则出现了量子生物学等等。徐光宪把这种简便、有效的方法形象地叫做“移花接木”法，并运用娴熟。

徐光宪经常对学生说创新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强调培养创新思维和方法。他认为各门学科表面上相差很远，但其内在的规律往往是相通的，即具有某种意义上的类似性。把其他学科已经行之有效的东西借鉴移植到本学科来就是创新。

1974年九、十月间，徐光宪他们到包钢有色三厂进行工业试验，试验中发现试验时间增加，钕（Nd）转相段中釤（Sm）的浓度慢慢增加，影响钕（Nd）的纯度。因徐光宪读大学和研究生时修过《化工原理》等课程，有相当的化工基础，他马上想到借鉴石油工业中多出口工艺，于是稀土串级萃取“三出口”工艺产生了。这就是借鉴，就是移花接木，就是创新。

稀土分离工业中的“回流启动”模式，也是借鉴了同位素分离中的回流萃取操作而建立起来的。这时徐光宪的移花接木法又派上了用场：

我们借鉴同位素分离中的回流操作概念，对回流萃取技术在稀土分离生产中的应用进行了理论研究和计算机模拟验证，提出了适合稀土萃取分离的全回流→单回流→大回流→正常操作的新启动模式，将四个操作过程的特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解决了串级萃取工艺在启动后提高分离效果，加快各组分达到分离所需的稳态积累量的难题，有效地缩短了从启动到生产合格产品的时间。由于该模式可控制槽体内各组分必须在达到分离指标后才能产出，因而可消除从启动到稳态过程中的不合格产品。

移花接木,可以内移,也可以外移。徐光宪把他在稀土分离中的串级萃取法，用于金川钴-镍的分离大获成功，便是一种外移。

1979年，正在建设中的金川钴-镍分离厂，原设计工艺的生产条件要求在50℃时，达到高效分离钴-镍。这样在高温下艰苦工作，对工人健康十分不利。徐光宪得知这一情况后心里很不安，他想稀土串级萃取分离理论如果能应用于金川的钴-镍分离就好了。经过研究徐光宪认为，采用稀土串级萃取理论的优化设计，金川的钴-镍分离完全有可能在常温下实施。于是徐光宪他们到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研究所一起进行了工业试验，结果满意，于是取消原定的高温工艺流程，采取串级萃取理论新工艺。这样，不仅降低了费用，而最重要的是工人不用在高温恶劣条件下艰苦劳动了。1981年6月，新工艺流程生产线试车成功，并安全运转直到今天。这是稀土串级萃取理论首次在冶金工业生产中的成功应用，是徐光宪善于“移花接木”的生动例证。

3、有中生新

有中生新就是利用现有的理论或方法，经过认真分析思考，别开生面，前进一步解决新的问题。徐光宪常说无中生有比较难，有中生新较容易些。

徐光宪原来主修量子化学，1952年院系调整后，徐光宪不仅指导量子化学的研究生，化学系还希望他指导本科生的毕业论文。为此他选择了溶液络合物的物理化学的实验研究方向，采取措施把极谱半波电位测定的灵敏度提高1000倍，从而在国际上首先发现了通常认为没有络合作用的碱金属和碱土金属也有络合作用。在徐光宪的指导下吴瑾光测定了多种碱金属羧酸和氨基酸络合物的稳定常数，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开创了溶液碱金属配位化学的方向，对三十年后研究钾和钠离子在生物膜中的通道有深远的影响。山东海洋学院张正斌教授等用这一理论成功地处理了海水中金属离子的配位作用问题。

徐光宪的串级萃取理论也是有中生新的结果。当他们开始分离镨、钕时，经过调研发现采取萃取法所用的Alders理论只能估算级数，而Alders理论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料液、萃取剂和洗涤剂的浓度和流量比的公式，且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被分离的组分A和B的萃取比EA和EB分别恒定，但是这个假设与实践相差甚远，不适用。徐光宪参考了Alders理论，舍弃其不合理的部分，从而提出“混合萃取比EM”的新概念和“混合萃取比EM恒定”的新假设。并用混合萃取比EM恒定的假设，取代EA和EB恒定的假设。根据徐光宪的新假设、新概念，设计出最优化实验方案，使“推拉体系”得到大于4的分离系数，并在国际上首次用于串级萃取分离得到纯镨、钕。此后，徐光宪不断改进、创新，不仅推导出100多个公式，而且运用计算机仿真，建立串级萃取动态过程的数学模型，做到了不经过小试、中试、扩试，而“一步放大”到工业生产。并且可以根据不同原料组分和最终产品要求，快捷给出最优化的串级萃取工艺，做到一次试车成功，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串级萃取理论和工艺。这是徐光宪“有中生新”开出的奇葩。

4、学科交叉

学科交叉法也是科研中常用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组织科研队伍时，常常把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员放在一起，便于互相启发，互相借鉴，综合创新。我们发现，有成就的科学家往往广博而精深。广博，能在不同学科之间进行比较、借鉴；精深，能把握其精髓实质，应用得当。

1979年，徐光宪为了解决串级萃取从启动到稳定状态的动态平衡过程，向北大数学系的计算数学大师徐献瑜先生请教。徐献瑜建议用计算机来模拟“摇漏斗”实验，结果二徐合作解决了多组分的动态平衡问题，共同发表了“串级萃取理论Ⅲ-逆流萃取动态平衡的数学模拟”一文。并对此后串级萃取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徐光宪对学科交叉的关注影响深远。张乾二院士说：“每一次听徐先生的报告或发言都有一些启发，尤其是他对理论化学与化学其他学科的交叉、与材料、与生物、与信息科学的交叉的一些意见与建议，更使人对他学术的渊博而敬仰。”

5、吸收重建

吸收重建是指将所学的知识消化吸收后，变为自己的知识，根据需要随时建构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其排列组合可以变化无穷，因此也更基本。

徐光宪善于在广泛学习吸收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他由中药铺里小抽屉的启发，想要在自己的头脑中建立起框架、抽屉，分类储存知识，慢慢形成知识框架的概念。在上海交大学习物理化学课时，徐光宪就想建立物理化学的框架。他认为物理化学的核心是化学热力学，只要把化学热力学学好，物理化学就不难了；化学热力学的核心是热力学三大定律，其中重要的基本概念是体系和环境、体系的状态、状态函数-温度、压力、体积和组分、状态的变化、变化的过程、过程的分类、状态方程、热和功、焓、自由能和熵等等。化学热力学中要用到大量的偏微分关系式，徐光宪就把它们总结为便于记忆的四条规则。在此基础上，徐光宪建立了自己的物理化学框架：

我把所看到的几本物理化学教材和参考书的内容纳入我的框架中。我认为物理化学教材中最有启发性的是Noyes and Sherril著的《Chemical Principles》。……别的教科书都把习题放在每一章的后面，只有这本书把习题穿插在教材内容之中，往往把下面要讲的一个定律，作为习题让学生自己去推导，所以它是一本引导学生自学最好的书。……并把它们纳入自己的框架。从此我自信物理化学读通了，过关了。我读通物理化学，使我终身受益。我不厌其烦地讲这些，只是想说明建立“知识框架”和“多做习题”的重要性。……

徐光宪从中学时代起，就在自己的头脑中逐渐建立起知识树、知识框架，既便于记忆，又便于把已知的知识和未知的联系起来。

6、言传身教

中国传统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一向重视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教。这一点在徐光宪的教学、科研过程中处处体现，同事、学生们印象深刻。

北大技物系教授赵深说：“毕业后我留校工作，与先生的接触就更多了。他常说教好书的关键是对教材理解的深和透，这又需要对有关知识的广泛摄取。……初教课时，要把准备在课堂上说的每句话想好，准备在黑板上写的每一行字设计好。讲稿要写得细，细得像绣花，但要给学生留有思考的空间。要向有经验的教师学习，也要向学生学习。到学生中去，认真回答他们的问题。众多学生的思考会帮助自己更深地理解教材。这些论点对我以后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一直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从徐光宪保存至今的作业本、笔记本、讲义册（附有时间安排、测验题、期末总结等）等等，一眼便可看出主人的严谨、认真、一丝不苟。曾经有幸见到过徐先生当年的Noyes and Sherril的《Chemical Principles》498道习题本的欧阳辉同学的感受是“震撼”。那是在徐光宪发现了欧阳辉同学凭着小聪明上课不做笔记，下课不做作业之后，请欧阳辉同学到自己家里来一下。同学们都以为欧阳辉这下可要挨批了，等他回来同学们问他是否挨骂，欧阳辉却说我受到了震撼，我听到的是徐先生和蔼可亲的话语，看到的是半个世纪前徐先生的全英文的字迹清秀、整齐的笔记和作业本。从此欧阳辉变了，开始认真做笔记，认真做作业了。许多年后，欧阳辉说起此事仍感慨不已。

徐光宪治学严谨、尊重他人、精益求精、认真负责、平易近人、助人为乐等高尚品德和优良学风，他的言传身教，在他的学生中得到了传承。

973首席科学家严纯华院士，从做徐光宪的研究生，到接替徐光宪做北京大学稀土研究中心主任，跟随徐光宪二十多年，感触尤深：“徐先生以他的学术睿智和对研究趋势的把握，不仅帮我确定了研究方向，还适时地传授研究方法，并在具体研究中给予点拨，使我能够不断地了解自己所学专业的理论和实验。……面对学生的错误和缺点，作为导师的他从不生硬地训导学生，而是用他独特的方式启发和引导学生，让我们自己来认识和改正错误。……其中的一件事迄今记忆犹新，它像一盏红灯，时刻警示于我心头，提醒着我，也提醒着我的同事和学生们。”这件事就是二十多年前在包钢，徐光宪与严纯华进行的那次被严纯华称之为“终生受益的一次谈话”、“一次影响我人生道路的谈话”。“这么多年过去了，徐先生当时与我谈话时的话语和神态依然清晰于我心，当我此刻在追忆并记述时，仿佛仍能听到徐先生那娓娓道来的声音。……”今天，我们高兴地看到严纯华院士正在实现着他和徐光宪的愿望。

徐光宪乐于助人，追求共同幸福，他不仅资助生活困难或临时遇到灾病等难题的学生、同事；捐助希望工程；设立“霞光奖学金”；而且胸怀全局，大力支持兄弟单位的事业，他助成南京大学配位化学研究所的成立；力排众议支持包头冶金研究所用一个萃取剂P507，全萃取连续分离镧（La）、铈（Ce）、鐠（Pr）、钕（Nd）、釤（Sm）、铕（Eu）、钆（Gd）轻中稀土元素的扩大试验通过鉴定，从而推动中国稀土事业的发展；积极推广串级萃取理论首次在冶金工业生产中实际应用……对兄弟单位的事业发展起到了切实的促进作用，密切了北京大学与兄弟单位的合作，也得到了兄弟单位的支持。徐光宪的科研集体与兄弟单位的良性互动，互助双赢的模式堪称科技界的楷模。如今，徐光宪的学生、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的高松，正在传承着这一做法。高松做分子磁体研究,组里有一台价值昂贵的磁性测量仪器，90年代末，国内没有几台，各兄弟单位做分子磁体的研究，只要有需要到他实验室来求助，来用这个仪器，高松就会花许多时间帮助测量，甚至帮助分析、处理资料。高松他们想现在有这个资源，就应该让它充分发挥作用，有兄弟单位来用要尽可能帮忙。再现着徐光宪当年的情形，“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

四、  霞光绚烂 

1、院士伉俪

徐光宪、高小霞同是浙江人，又在1940年同时考取了上海交大化学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他们先后赴美留学分别攻读量子化学和分析化学。1951年徐光宪取得博士学位，适逢祖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们决心回国效力，为此徐光宪放弃了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高小霞放弃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义无反顾地回到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依然贫穷的祖国。在好友唐敖庆教授的介绍下来到北京大学，并一直在这里教书、科研，几十年从未离开。1964年，夫妇二人同时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9年，同到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1978年，同时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同时连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同时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81年，同被批准为全国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并受聘为第一、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理科评审组成员；1989年，同受邀参加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三届亚洲太平洋化学大会……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具有崇高的荣誉和学术上的权威性，是中华民族现今科技队伍的水平和声誉的代表，是中国科技人员中的卓然超群者。而在这凤毛麟角的院士中，相濡以沫半个多世纪的徐光宪、高小霞在1980年双双成为令人敬慕的一对院士伉俪。

几十年来，徐光宪在量子化学、萃取化学、稀土串级萃取及其工业应用等方面取得丰硕而卓越的成就，获奖多项，并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在此同时，高小霞教授一直从事分析化学的教学与科研，她在仪器分析、电化学分析、极谱分析等方面成就卓著。她创建的络合吸附波研究法，具有简便、灵敏、快速、省钱等特点，适合我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推动了国内同行对极谱催化波的研究，其中她开创的稀土元素极谱分析法的灵敏度比国外同类工作提高三四个数量级，受到国际上的重视。美国稀土学权威K.A.Gschneidner和 L.Eyring教授特邀高小霞教授撰写“稀土的极谱催化波分析”专章， 收入他们主编的大型工具书稀土化学与物理手册《Handbook on the Physics and Chemistry of Rare Earths》第8卷，该手册已为国际稀土学界视为经典。她的《极谱催化波》、《稀土农用与电分析化学》等成果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她的研究成果曾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北京市科技进步奖等多项。

高小霞教授心灵手巧，早在1953年前后，她曾用K式电位计自行组装极谱仪，不仅节省开支，而且灵敏度提高500倍。在几十年的教学科研中，高小霞教授经常根据实验需要自己组装仪器设备。她这一优势曾给徐光宪先生转换科研方向有力的帮助。徐光宪回忆

如果没有高小霞的帮助，我要从理论研究转向实验研究，恐怕很不容易。只靠量子化学的一些基础，很可能在北大站不住脚。

可是高小霞说：“我们俩是同行，在家里也经常探讨学术问题。他的基础好，我有些问题还要向他请教，我让他帮我查找资料，他总是很高兴地答应；他说我的字写得好，让我帮他抄写点什么，我也很乐意。”

高小霞还说：“能够跟他在一块儿我很幸福。”虽然自己“记性好，不像他那么总是随时笔记，可是，真要一些确切的材料时，还得找他才有。”言语之中流露着对徐光宪的赞美。当谈到家庭生活时，高小霞说：“他很幽默，有时我想问题太专心了，他就会问我‘你在那儿发什么傻呀？’年轻时我经常工作到午夜，现在年纪大了，有时工作到11点还不休息，他就会提醒我：‘哎，黄牌警告啦。’他喜欢下围棋，闲暇时我会陪他对上一局。我呢，则喜欢看小说，古今中外的名著都愿意读。有时我们也出去散步，我坐在轮椅上，他推着我。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帮助，生活得很幸福。”

1998年9月9日，高小霞院士病故，这是徐光宪心碎的日子。然而耄耋之年的他很快疗好伤痛，又重新投入到他一生热爱的教学和科研事业中，真是不易。他说

我一生中最满意、最幸福的是和高小霞相濡以沫度过的五十二年，就是无论在什么时候，我都能牵着她的手，一起为了共同的理想奋斗，不舍不弃。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照顾好她，让她先我而去。

一幅“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中国传统画图真实地展现眼前。

2、不要提名字

徐光宪、高小霞伉俪总是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和研究，对自己的生活则简单朴素为要。平日的穿着让学生看着有些寒酸；被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采访时，高小霞穿的毛衣是朋友借给她的；1998年住院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她身穿的还是不吸汗的已很少有人穿的“的确良”衬衣，护士看了很不理解这样一位名教授、院士为何如此不会享受。答案在她对女儿的一段谈话中：“如今我们都70多岁了，还在工作，不会享受生活……什么是享受生活？我从来没想过，当我和你们的爸爸付出很大的艰辛，做的工作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后，那种高兴的心情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享受的快乐已经融进在我们的工作之中，我们已很满足了。” 2009年1月9日，徐光宪登上国家最高科技奖领奖台，穿的是1980年出国考察时做的那套深蓝色西装。领奖要到人民大会堂，由国家主席亲自颁发，隆重庄严。因此，他女儿要为他买一套新西装，但徐光宪看了看快三十年的那套还能穿，说：“别买了，那么贵！”就让女儿买了两件新衬衫，穿着那套已有三十个年头的西装潇洒地站在了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徐光宪、高小霞自奉甚俭，近于吝啬，但对自己的邻居、同事从来都是尽心尽力给以帮助和关爱，常常慷慨解囊，给予接济，对学生更是视同子女、倍加关爱。一位家庭困难的同学因病住院，他们得知后立即叫人送去2000元；过年过节，一些回不了家的学生常被高、徐两位邀请到家里共度节日；有时学生家属来京探亲，也被邀请到家做客；为帮助贫困地区儿童能上学读书，他们为希望工程先后捐款数次……谈起徐、高的为人为学，同事们、学生们无不敬佩与动容。

1959年12月，徐光宪的《物质结构》一书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徐光宪拿到稿费同夫人高小霞商量后，全部交给了系工会，用于补助生活困难的教职工。并一再嘱咐不要声张，请不要提自己的名字。当年的学生孙玉坤说:“1960年我们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吃不饱，饿肚子。也就是在这一年，徐光宪先生把自己《物质结构》一书的稿费6000多元交给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工会，让工会来救济一些困难教职工。6000多元在当时来说可是一个大数字。一个工人工资每月30多元，一个大学毕业生每月50多元。在困难时期，徐光宪先生家里上有老人、下有小孩子，但是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和自己的家，而是技术物理系的广大教职工。这种克己奉公、助人为乐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书影

1960年代，同事吴瑾光老师因参加土法炼铀而中毒生病，由于担心影响教学和科研任务，心情急躁，不能好好养病。徐光宪了解这种病不是单纯卧床休息能解决问题的，而且简单卧床休息容易产生苦闷情绪，机体机能衰退，不如做些轻微活动有利恢复健康。于是就安排吴瑾光半日工作，量力而行，在工作中转移注意力，有利于机体的恢复；与大家接触可以避免苦闷情绪，心情开朗，有利健康。吴瑾光说：“这样使我能有好的心情养病，对我病情好转是很关键的。……在我生病期间，因病假半休扣工资，又需要自费买药，徐先生亲自给我拿来他的工资，要我用来治病。徐先生对学生的照顾和关心，真让我们全家非常感动。”

徐光宪真心实意、不图名利帮助同事、同学的事迹不胜枚举。

3、大年初一

春节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第一大节日，因此，如果万不得已，不能与家人一起过春节，总会留下巨大的遗憾，更不用说身处冷寂、病困之中，“相对无言，惟有泪千行”之人。如果此时有人雪中送炭，怎不令人终生难忘？

美国Texas 州立大学的化学与生物物理高级研究员黎健就有这样终生难忘的亲身经历：“1989年的春节，同宿舍楼的青年教师都回家过年了，我们夫妇俩带着病重的孩子，挤在北大西北角一间小屋里，倾听着北风的呼啸，心中充满了悲苦和无奈。大年初一的清早，天还没有全亮，我就听见有人在楼道里呼喊我的名字，打开门一看，只见徐先生披着一身寒气，正站在门口。原来老先生十分惦记着我们，赶在上午其它学生和老师来给他拜年之前的一点空余时间，带着高先生为我们亲自烹制的一只鸡、一盒八宝饭和400元钱，顶着寒风，骑着自行车，特意赶来看望我们。由于不知道我们的具体房间号码，老先生在拥挤黑暗的筒子楼楼道里，磕磕绊绊，从一楼到五楼，一声声呼喊着我的名字，找到我们的房间。面对此情此景，我和我爱人，不禁流下了感动的热泪。”

原来当年黎健是徐光宪的研究生，他的爱人在家乡生产，孩子在出生过程中受伤造成脑瘫。这一灾难几乎将黎健夫妇击垮。徐光宪知道后，建议他们把孩子接来北京治病，在北京治病的一年时间里，徐光宪不仅经常关心询问，而且每个月都要拿出100元钱来补贴他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100元相当于一般教师一个月的工资，还是能解决些问题的。

徐光宪对学生后辈，在校时关怀备至，离校后仍经常与他们互通信息，尽力帮助他们健康成长。黎健说：“在我出国之后，他曾经给我写来八页的长信，向我们介绍国内和北大的发展和变化，教导我们要热爱祖国，为中国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这些教导，成为我们在海外尽自己的绵力为祖国和北大作一点贡献的鞭策和鼓励。”

4、洗手间的灯光

徐光宪待人至诚，处处为他人着想。1988年，《中国科学》、《科学通报》两刊编委会联合召开全体编委会议，除正常开会外，正副主编还要加班商议相关事宜，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徐光宪作为两刊的副主编，全程参与会议的筹备、主持等事项。会议闭幕的前一天晚上，正副主编会听取各小组汇报、研究会议总结等，直到深夜才结束，会议委托徐光宪做会议总结报告。一般情况下，由会议秘书组整理出一份总结报告初稿，然后报告人再加以修改即可。但是，年近古稀的徐光宪却加班开夜车自己亲手写，为了不影响同室同志的休息，徐光宪放着舒适、现成的办公桌、台灯不用，却关上洗手间的门在微弱灯光下埋头奋笔疾书。同室的原福州大学校长黄金陵，半夜起来看到徐光宪的床是空的有些纳闷，当他推开洗手间的门看到此情此景时，感动和不安一起涌上心头。多年后黄教授说起徐光宪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和处处为他人着想的高尚品德时，仍然十分激动。

5、为他人做嫁衣不辞辛苦

历来有人把帮别人修改文章，或做编辑工作称为“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不愿为之。但是，这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活又不能没有。其实，每个读者当欣赏到优美的、有益的作品时，都应该对作品背后的，默默奉献的人们表示敬意。

徐光宪就经常为他人做嫁衣，他不仅要为自己的学生、同事修改文章，而且他曾是《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高等学校化学学报》、《分子科学学报》、《中国稀土学报》、《中国科学》、《科学通报》、《无机化学学报》等学术刊物的主编、副主编、编委。徐光宪的多种兼职，压得他有时不得不在会议的空隙里为人修改文章。当年山西大学杨频教授曾将几大包书稿（82万字）送请徐光宪审阅并作序。徐先生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认真审阅书稿，有一次徐先生去南方出差，还带上部分书稿，利用会议间隙的休息时间审阅。此书《性能-结构-化学键》，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并于1992年获国家教委全国学术专著优秀奖。其实，徐光宪并不是对杨频偏爱，而是对来请求帮助的晚辈学者是有求必应的，因为在徐光宪看来培育后学超过前辈是他的心愿和责任。

1980年代初，许振华老师请徐光宪先生为他审阅一篇关于稀土大环配合物的合成与性质研究的文章。在送文章的同时，徐光宪要求他不但送文章，还要把相关的参考文献都送去，以便核查，徐光宪仔细阅读文献，认真修改文章，并动手改写了部分段落。徐光宪英文娴熟，对文章的英文摘要除仔细斟酌修改外，还用自己的打字机帮许振华打好，因为那时一般老师没有打字机。提起此事，许振华教授感动地说：“他这种认真负责，无微不至关心别人的精神使我一直不能忘怀。”徐光宪甘心为他人做嫁衣的事不胜枚举。

6、让与推

为了扶植晚辈、培养新人，徐光宪一贯对学生精心指导、严格要求，创造条件让学生承担重任，得到锻炼机会，帮助学生尽快成长。他的众多学生都有这种体会。1982年第四届国际量子化学大会在瑞典乌普撒拉举行，国家教育部组团参加，徐光宪是被邀请者之一。为了让年轻教师有机会与量子化学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接触与交流，增广见闻，开阔眼界，近距离了解世界水平，以利发展，徐光宪就把自己的名额让给了黎乐民。大家都知道，参加国际会议，了解世界发展的前沿，对每个与会者都是重要的，是难得的机会，一般不会放弃。“在1988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课题时，他让我当项目负责人，以便有锻炼的机会，他自己只作为项目的参加者。1992年‘稀土材料化学及应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时，由他当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和重点实验室主任是很合适和很自然的事情，但为了培养我，他让我当重点实验室主任。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的很多师兄弟也同样得到徐先生的扶植和提携。” 黎乐民院士说。

高松院士回忆徐光宪积极推动他参加学术会议的情景：“徐先生对于像我这样的年轻人的品德修养和学术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了言传，先生更注重身教。我从先生的身上学到的不仅是如何做学问，更学到了如何做人。……1990年春，全国量子化学会议在山东济南召开，徐先生积极支持像我们这样在读研究生去参加这样的学术会议。会议期间，热情地介绍我与国内一些知名学者认识，并鼓励我与他们交流。”参加学术会议进行交流，是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徐光宪一贯支持年轻人尽量参加。此外，徐光宪还很尊重学生的选择，鼓励他们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高松的硕士生阶段，是跟随徐光宪、李标国从事多组分稀土串级萃取理论的计算和工业应用研究，到读博士阶段他想调整一下研究方向，就把这个想法给导师谈了，心里忐忑不安，担心挨批，因为原来的研究很需要人。“但恰恰相反，徐先生和李老师热情鼓励支持我进行新方向的研究，还请黎乐民老师指导我进行一些量化计算，在博士论文后期，又积极鼓励我进行4f-3d异金属分子的合成、结构与磁性研究。这些为我近年来的工作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正是徐光宪的精心培养，高松如今已是中科院最年轻的院士之一。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陈敏伯研究员，至今记得被徐光宪“赶着鸭子上架”的事。那是在1985年，为应邀在北京科学会堂作报告的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的佩罗洛夫•鲁定教授做口译。鲁定是国际理论化学界赫赫有名的权威，曾任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物理奖评判委员会成员、国际量子分子科学院首任主席，他是应当时的中科院院长卢嘉锡和吉林大学校长唐敖庆的联合邀请来华访问的。能聆听他的报告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如果能为他做口译，就要下些工夫尽量了解他的著作、学术思想，比只做个听众收获要大得多。因此，徐光宪想让自己曾经的学生陈敏伯去锻炼一下，就向卢、唐二老推荐了，结果陈敏伯有畏难情绪，因为陈对鲁定教授了解不多。为了让陈顺利完成任务又得到锻炼，徐光宪做了不少工作。陈敏伯说：“当时徐先生一边仔细给我介绍鲁定教授的主要贡献，一边再三鼓励我：这是一次极好的学习和锻炼的机会，你一定不要错过。结果，一堂演讲翻译下来，我确实感到得益匪浅。”

事实上，不管徐光宪对学生或助手是加担子、推上坡，还是让名额，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他们快快成才，好为国家服务，盼望国家早日富强起来。

7、语惊四座

古今中外，凡心怀天下，公而忘私，俯仰无愧，心底坦荡之人，往往举止潇洒，遇事能做到气定神闲，与自私多欲，驰竞于荣利，耿耿于得失之辈，整天忧惧不安相反。即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文化大革命中，徐光宪“受到无端牵连和迫害，被隔离审查近半年，身心受到巨大的折磨和摧残，但他自始至终坚持原则，坚持实事求是。当时他的几位弟子也受到审查，在一次批斗大会上，他义正辞严地大声说道：‘我保证自己百分之百不是特务，也保证他们（指另外两位科学家）不是特务。’语出惊四座，在当时险恶的环境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使我第一次看到徐先生刚强的个性和大无畏精神，心中充满了敬佩。”事情过去三四十年了，北大技物系教授、原系主任高宏成仍然不能忘记，他感慨地说：“徐先生为人正直、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人格魅力深深教育着我。”

8、非常时期 风范依旧

2003年的春夏之交, “非典”袭击北京，同时在中国大地上的不同地区也有传播，不少单位、学校放假隔离，人心惶惶，中华大地进入了非常时期，而战斗在保卫人民生命第一线的则是广大医务人员。大灾面前互相帮助、互相关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北京大学工会及时做出决定，在北大新闻网上发布告示，号召全体教职员工“抗非典 献爱心”。4月30日上午，徐光宪打开电脑上网，校工会的号召闯入眼帘，他立即决定捐助。徐光宪的一贯做法是助人不愿留名，所以他不想到捐款现场，以免被媒体宣传，就给所在党支部李彦书记发个电子邮件，表示要以化学学院一教师的名义捐款一万元，因为收据需要实名，不得已才留下了徐光宪的名字。他表示：

我主要是为医务人员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今年我国人民和政府遭受SARS的突然袭击，北大医学部附属人民医院、第三医院、北大医院等的医务人员在抗击非典中，不怕危险、不怕牺牲、勇敢担当责任。从新闻中看到许多医务人员顾不上自己家中的老人小孩，自觉奋勇地站到医护救治的第一线，为抢救SARS患者的生命做出了巨大贡献，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人民医院急诊科的丁秀兰大夫等献身事迹，使我非常感动。我想我们在后方的，也应该表示我们对医务人员的敬意。

这是徐光宪发自内心的朴实无华的真实思想。几十年来，每遇灾难发生他和夫人都要慷慨伸出援助之手，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一贯风范。他们不仅给予困难者以经济援助，更关心解决其精神上的困苦。所以徐光宪积极响应sars期间北大团委及时组织的“网上读书计划”，5月24日北大校园网上出现了“徐光宪院士致北大离校和在校同学的一封信”，信中说

我觉得这个计划方案很好。“终身学习，终身读书”已经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的共识。团委提出的读书计划，不仅仅是抗击非典的应急措施，而且可以为“终身学习”打好基础，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信中徐光宪用唐敖庆、黄昆等老一辈科学家在西南联大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刻苦学习，终成大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巨大贡献的事迹为例，以及自己中学时期生病在家，多做习题的经验，鼓励同学们自学成才。不几天，校园网上点击此信的人数超过四千人次，很快《科学时报》转载了此信，影响超越了北大校园。徐光宪受到同学们热情的鼓舞，觉得这是与同学交流的好办法，于是在6月2日北大校园网上又出现了徐光宪致同学的第二封信：“让我们一起学习”。信中徐光宪首先告诉同学们，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困难的，学会使矛盾的一方（困难）向对立面（有利）转化的辩证法，将会受益终身。然后，他强调了创新的意义，而青少年的好奇心正是创新的源泉，所以好奇心非常可贵。并指出创新的一般途径，第一步就是提出问题，要提出问题，就要有好奇心。徐光宪用自己亲身经历与同学们交流，亲切生动，平等对话，毫无居高临下说教之感，深受欢迎。徐光宪在信的最后写下这样的一段：

下面有几个问题，希望同学们用电子信箱gxu@pku.edu.cn回答我：

⑴、你看了这封信有没有觉得浪费了你的时间？有哪些观点你不同意？哪些你同意？有没有什么收获？

⑵、你是否同意“宇宙四要素”的观点。如果同意，我想一定有人也提出过，希望哲学系的同志们告诉我谁最先提出这个观点？以便以后我可以引用。如果不同意，希望能告诉我正确的提法应当如何？有什么参考文献？

⑶、你是否同意信中对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的说明。如果不同意，正确的提法应当如何？如能指出，非常感谢。

⑷、你希望我们的讨论继续下去吗？你希望讨论些什么问题？

这是年过八旬的资深院士徐光宪写给青年学生的信，是那么谦虚、那么真诚、那么严谨，读者一定能够从中感悟到一颗滚烫的心，学会怎样做人、怎样处世、怎样做学问……因此受到热烈的欢迎和回应。

徐光宪只是北大众多教师中的一位，是出色的一位，北大学子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优秀而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睿智思想的熏陶，其成材也速；其成材也多。所以有人评论说，我相信，燕园的学子们会在多年之后，依然记得‘让我们一起学习’这篇在特定时期被几千名同学点击过的文章。徐光宪院士的学者风范、个人魅力，将会深深地影响北大年轻的学子们，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才是它真正意义所在。

9、霞光基金

徐光宪陪伴着高小霞一路走来，深知高小霞半工半读求学的不易，更能体会她特别关注贫困学生并多次捐助的心情，所以在2005年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后，徐光宪根据老伴的遗愿，从他们的名字中各取一字，设立了“北京大学化学学院霞光奖学金”，专门奖励那些热爱祖国、勤奋学习、家庭贫困的本科生，使他们能完成学业，成长为年轻学者。每年8人，至今受奖学生已达48人 。

徐光宪看着青年才俊一批批成长，实现了高小霞和自己的心愿，心里充满了欣慰、愉快。

今天霞光绚烂，明日余晖满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