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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北大
陆平校长与拼搏的年代
2020-04-01

1960年3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89次会议,通过决议:任命陆平同志为北京大学校长。于是二十多年前北京大学教育系的学生,如今成了母校的校长。

亲历过“九·一八”苦难的陆平,1934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在北大他又亲耳听到卢沟桥上日本侵略者的炮声。怀着对侵略者的痛恨,和对祖国贫弱的忧愤,陆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出身于教育系的他,当然知道“国之强弱,不在兵甲,不在金谷,独在人才之多少。”(宋·张孝祥《论用才之路欲广扎子》)现在他做了校长,培养人才正是职责所在。


宋代学者李觏有言:“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广潜书》)为了培养出高质量的学生,学校编制了《师资培养提高规划》。陆平校长在关于1960年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建立一支强大的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是巩固党的领导,建设共产主义大学的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了尽快建立起这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陆平校长认为首先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强烈意志,”来克服业务基础差,物质条件差等不利因素,勇往直前;其次是要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认真读书,从书本上学习;另一方面,积极参加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从实践中学习。”努力成为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能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解决有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完全的知识分子”。第三,他强调提倡老中青年教师互相帮助,集体协作精神的重要性,要求“克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喜欢单干、害怕集体生活,不能接受纪律性和组织性等旧习惯”。他还重视青年教师的使用和培养,表扬了成立不久的无线电电子学系:该系教师平均年龄只有26岁,但他们开出了《讯息论》等反映当时最前沿的科技水平的课程,并完成了具有先进水平的自动扫描电离层观测仪、核磁共振波谱仪等科研项目。

陆平校长关于师资队伍培养的工作始终抓紧不放,1963年4月6日,他又在全校教师及有关干部大会上专门做了“关于师资培养问题”的报告。再次明确指出“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和业务水平,是我校提高教学质量和科学水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希望通过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经过相当长时期的努力,使我们学校成为具有世界现代科学水平的最先进的大学之一。”在这里他提出了把北大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是教师的见解。这个见解在今天仍然是正确的。

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陆平校长提出了具体建议:一、从工作需要和教师现有业务水平出发,确定业务提高的要求和步骤。对于青年教师,他指出“要加强严格的基本训练,力求把根基打扎实。”并在有经验教师的指导下有步骤有计划地提高教学与科研能力。中年教师则要求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既要培养自己的学术专长,又要学习老教师的经验和指导青年教师,是特别重要的力量。学术造诣深的老年教师,则应充分发挥学术专长,有较多时间从事科学研究、培养中青年教师和指导研究生工作。二、教师的进修提高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具体工作入手,实事求是、踏踏实实、循序渐进,要克服和防止贪多、贪大、急于求成,不愿做具体工作等不良情绪。强调教师的业务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教学、科研实践和主要依靠个人努力,并与老教师的指导和集体的互助结合起来。接受指导的教师要尊重有经验的教师,虚心向导师学习;导师则应把培养青年教师做为自己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把自己的学术专长和经验无保留地传授给指导对象,同时严格要求他们。陆平校长还特别强调了在遇到学术上的不同观点时“大家应根据追求真理、服从真理的精神,和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讨论”,不应一言堂。但如果某些学术问题需要做出决定,而经过讨论意见仍难一致时,“导师有权做决定。”

陆平校长

陆平校长与毕业生座谈


《高校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为了保证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师资队伍,提高教学质量,北大党委还大抓了干部训练,受训人员包括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分批分期对全校处在工作一线的干部进行训练,以保证学校中心工作的顺利完成。

除对一线干部训练外,还加强了校级的领导力量。陆平校长选择任用了哲学家、佛学史家汤用彤教授,爱因斯坦相对论讨论班成员、物理学家周培源教授,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化学家傅鹰教授,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教授,语言文字学家魏建功教授等做为副校长,协助校长抓教学和科研工作。这些位副校长都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来称院士),都有代表性的学术创建,是所在学科的英杰人物,而且都从事高等教育多年,是高教战线的行家里手,由他们协助校长抓教学抓科研其效果是指日可待的。校长选择任用大批著名学者作助手,可见校长贯彻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的决心,以及知人善任的眼光。


陆平被任命为校长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困难时期的经历使人们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开始反思并总结经验教训。1961年1月,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范围内由全面跃进转入调整阶段,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讲求实事求是。在教育战线,则开始草拟《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校六十条”)。《高校六十条》规定高等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其基本任务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专门人才”。因此,“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的时间安排得当,以利教学。”陆平校长作为北京大学的第一责任人(兼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自然努力贯彻这一条例,还在这条例起草期间的1961年3月,陆平校长主持的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第83次会议上,就通过了“以教学为主,全面安排好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劳逸结合的政策,保证师生员工身体健康。”为总目标的学期教学计划。其精神与半年后颁布的《高校六十条》是完全一致的。经全体北大人一年的努力,到1962年4月统计,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形成了约二百项科研成果,包括教材、论文、研究报告、新课程设置等。其中有申又枨教授的“一个非线性特征值问题”、乐森璕教授的“中国华南石炭纪—泥盆纪界线问题及那缪尔地层的存在与否”、杨立铭教授的“关于原子核结构”问题、曹宗巽教授“关于小麦根系营养的研究”、周一良教授“关于日本明治维新问题”、马坚教授“关于阿拉伯语构词法”等等。因此1962年的“五四”科学讨论会是北京大学贯彻《高校六十条》,大力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个新的起点。1961年上学期全校开课390门,到1962上学期,全校开课则达到542门,一年时间增加152门,增长率达39%,这542门课程用书,北大教师自编教材讲义的为407门,占75.1%,采用全国统编教材的只有135门课,不足四分之一。而全国统编教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北大教师独立编写或参与编写的,北大教师共完成论文、教材、专著等549项成果。这充分说明北大教师们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材,在拼搏,在奋斗。教师们如此,学生们也不甘落后,面对大量作业,只能把该休息的星期日当作星期七。

不仅师生这样,学校领导也是如此,当年,陆平校长每天总是最早站在办公楼前迎接大家上班的。


1962年中共中央的“七千人大会”,和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全国戏剧创作会议等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尤其是广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所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三年困难时期知识分子同党同心同德战胜困难的高尚气节,肯定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和地位。陈毅副总理在讲话中宣布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并向大家行了“脱帽礼”,这种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价和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诚恳态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促进了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学校的变化是巨大的,人们似乎有用不完的劲。1963年2月,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在“中国共产党北京大学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长达二万字的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学校经常的中心任务,文理各科都必须进一步加强学生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等。那时全校上下围绕这一经常的中心任务开展活动。后勤、教辅部门也都积极配合,那时的《北京大学校刊》上常有关于“一心为教学服务”、“修旧利废”的实验员,“克勤克俭”为大家服务的庶务科、房产科工人,“只要是对提高教学质量有利的事就一定把它做好”的教务员,“书库里的有心人”——图书管理员,“孩子们的好阿姨”——托儿所的保育员等等先进事迹的报道,全校与全国一样,上上下下拼搏向上,紧张有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看来只要这样坚持干下去,国家的富强不会遥远。

当年全国上下一心想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忘记了“一张一弛”的“文武之道”。然而“过犹不及”,根据全国反映的情况,1964年2月13日(夏历甲辰年正月初一),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通常称“春节座谈会”),参加人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郭沫若、章士钊、杨秀峰、蒋南翔、陆平等16人,包括了从国家主席、教育部长、科学院院长到北大、清华两校校长。可见中央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会议的主旨是学制要缩短,课程要少而精、减轻师生负担,以利德智体全面发展。陆平校长回校后立即传达贯彻座谈会精神,一时间减轻学生负担,贯彻“少而精”成了学校的主旋律。理科、文科分别召开工作会议,研究贯彻“少而精”的问题。陆平校长提出总的要求是“态度积极,步骤稳妥,方法对头。”在“理科教学工作经验交流会”上陆平校长谈了课程太重,注入式教学方法等原因造成学生负担过重,要求提高教师水平,实行启发式避免注入式教学,贯彻少而精等。此后全校开展了摆成绩、摆进步、摆经验,找差距、找原因,定措施的“三摆二找一定”活动,使学校活动进入了一个比较正常的新阶段。


经过1961年到1963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国民经济及文教科技各行各业全面好转,即将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1963-1965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5.7%,高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53~1957年)的10.9%,(而在1959~1962年的困难时期仅为0.6%,其中农业为-4.3%)。由于形势好转,1964年8月21~31日,北京国际科学讨论会召开,我校周培源、张龙翔、周一良、冯至四位教授作为中国科学代表团成员与会,在会上宣读论文的有物理系高崇寿关于理论物理基本粒子的研究、地质系侯仁之关于在所谓新航路的发现以前中国与东非之间的海上交通、化学系与中科院关于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等。会议期间,北大11个系的师生五百多人次列席了各专业的学术讨论。1963~1965年,北大理科各系承担国家规划项目的科研任务,每年都在160项左右,(1963年为158项,1964年为165项),其中32项国家重点项目中基础科学方面,北大承担了固体能谱及固体电子理论研究;物质结构研究;分子生物学研究;激光发射研究;催化反应及化学动力学研究;半导体物理学;理论物理学;物理化学与胶体化学;扇形聚焦加速器基础;微波信号接收等等。新开的专业有计算技术、声学、古典文献、生物物理、世界经济、政治、西班牙语等。新建教学与科研机构有物理化学及胶体化学研究室、理论物理研究室、半导体物理研究室、外国哲学研究所、亚非研究所、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室、外国高等教育情报资料室、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建在北大校内,北大教授任继愈、冯定等参加,校长陆平为筹建组组长)等。1962年至1965年间,北大每年完成的科研成果在三四百项,论文五六百篇。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鲁迅夫人许广平,新华社记者、校友郭超人,著名学者、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等都曾到北大讲学、座谈、作报告,活跃了北大的学术气氛。同时北大的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曾获北京市“军事工程兵操舟比赛运动会”男、女总分两项第一名;“西郊区高校运动会”团体总分第一名;“北京市高校三好杯射击比赛”团体总分第二名;“北京市高校手球联赛”冠军,“北京市航海多项赛”男、女团体和总分三项冠军,“北京市高校游泳比赛”女队团体第一名,男队团体第二名,“北京市高校男女体操比赛”女子一级团体冠军,“北京市高校排球定级赛”男、女甲级队二项冠军等等。其间完成了十三陵200号分校的建设和搬迁任务,筹备了三线653分校的建设等等。一切都在轨道上运行。特别是1963年4月制订的《北京大学1963~1972年自然科学研究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是一个有基础有前瞻的规划,该规划如执行完成,北京大学无疑将达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但是后来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使得该规划没能完成。

“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唐·卢照邻《长安古意》)从1965年2月起开始了一系列的批判,批“中间人物论”,批剧本《李慧娘》、批电影《林家铺子》和《不夜城》、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谢瑶环》等等,一场政治风暴的来临,停止了全国和北大的正常发展,陆平校长建设北大的宏伟计划很快变成了泡影。痛哉!惜哉!

2002年春末夏初,在陆校长女儿陆薇的陪同下,我前去拜望了时年88岁在家养病的陆校长。当他知道我是1962年入校的学生时,非常高兴,我们共同回忆了四十年前那拼搏向上,紧张有序的年代,感慨万千。

在三年困难时期刚刚结束的1962年9月,我从河北农村来到燕园,开始了紧张的大学生活。四十多年过去了,但那段拼搏向上,紧张有序的校园生活,至今难以忘怀。

迎新会在大饭厅举行。我们带着方凳整队进入会场,只见主席台上一排坐着十来位,听介绍知道有校长、副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致欢迎辞的是党委书记兼校长、校务委员会主任陆平,其它几位是汤用彤、周培源、翦伯赞、傅鹰、王竹溪、魏建功等学界泰斗。听高年级同学讲,这后四位都是不久前新任命的副校长,是领导上为加强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新安排。

陆校长的致辞,记住的不多,至今仍印象深刻的是:北大是为国家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重点大学,一定要把教学质量提高上去。并说我们六年学制要培养出相当于研究生水平的毕业生……

满台的学术大师,和陆校长培养相当于研究生水平的毕业生的目标是互相印证的,也是我们以后只有星期七,而没有星期日的生活的序幕,这是后话。除陆校长外,台上这些学者,都是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后来称院士),都有代表性的学术创建,是所在学科的英杰人物,在这些大师面前我们感到了自己知识的贫乏,任务的艰巨,和必须拼搏的压力……

北大艺术体操队1980年获北京高校第一届艺术体操比赛团体冠军。此后,蝉联十届冠军。右2为教练喜勋。

左起申燕平、陆薇、陆平、彭现平、郭建荣


(本文原载《神州》,200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