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陈寅恪，学识渊博，精通十余种文字，曾游学日、欧，在巴黎、柏林的各大学研究讲学十多年，西洋不少汉学家曾从其学。陈寅恪壮年即驰名中外，堪称史学泰斗，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编》、《元白诗笺论稿》、《唐代政治要论述稿》等，几十年来一直是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代表作。这样一位大师愿从其学、欲得其传者应争先恐后。但是1947年～1948年间，陈寅恪的助手在北大支薪，去清华上班，一直被人们看作一件很奇特的事。

陈寅恪

汪篯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北返，回到平津。在清华大学执教多年的陈寅恪教授因目疾难以复明，非常需要助手，在是年10月间，陈先生给当时主持北大史学系工作的郑天挺秘书长写信求援，其中有“因目疾急需有人助理教学工作”等语，希望郑先生能帮忙寻找合适之人。事有凑巧，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当年三校的研究生教育各自独立设研究所进行)的汪篯，早有从吉林长白师院调到北平的想法，在此之前曾多次写信给当年主持北大文科研究所、现在主持北大史学系的郑天挺先生。为了学术研究的便利和重新回到陶冶了他的北大的难忘的学术空气中，他在信中表示“名义、待遇，在所不计”，请郑先生“遇有机缘时，予以提携”。两相需求恰好对上了茬，于是身为北京大学秘书长兼代史学系主任的郑天挺先生，便想方设法将汪篯由吉林长白师院调来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薪俸待遇自然全照北大教师一样支给。但他的任务不在北大任课教书，却去到清华大学专作陈寅恪先生的助手，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人们所了解，莫明个中。

其实奇亦不奇，凡事有因。郑天挺先生是个心底善良、待人宽厚、笃念情谊的人。西南联大时期，研究所三校分设，北大的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任所长，郑天挺副之。傅斯年因社会活动较多，故在昆明的时间较少，文科研究所的工作实际由郑天挺主持。要办好研究所，能否聘到高水平的导师是关键。当时，除北大原有的名师汤用彤、杨振声、罗常培、罗庸、唐兰、姚从吾等之外，学贯中西的著名史学泰斗、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也应聘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这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增辉有加。在北大文科研究所，陈先生培养出了汪篯、王永兴等隋唐史专家。对此，郑天挺一直感念不忘，但无以为报。天赐机缘，汪篯本为陈氏得意门生，函求于前；今陈先生因目疾需人相告于后，需求两相在郑天挺处交汇。郑先生感到如果能将汪篯调过来协助陈先生研究，那么就既可以照顾陈先生的需要，又可作为对陈先生支持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情谊的感谢，更可使汪篯这位才华已露的可造之才学得陈寅恪的真传，为北大史学系储一员大将，一举数得，何乐而不为?于是郑先生在征得学校同意之后，想方设法将汪篯由长白师院调来收在了麾下，随即派去清华大学作陈寅恪教授的助手，至到1948年12月中旬陈寅恪离开北平为止。

这两年的时间，对汪篯的学术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时的汪篯已不是学生时代的汪篯，而是投入社会数年之后的汪篯，在实际工作中对自己以往所学知识和治学方法的应用和检验，使这位勤奋自励的青年学者有了较在校学生更多的对研究学理的自觉性，以及对史料的选择、取舍、分析、鉴别等更强的驾驭能力。这样一位有着高度自觉性、目的性，又有良好素养和天赋的精力充沛的青年人，在堪称世界级大师的陈寅恪身边朝夕相伴，在帮助陈先生研究中，耳濡目染陈先生治学治身治家，一言一行，对其会产生如何深刻的影响，其学术精进是如何迅捷而踏实，是不难想见的。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据说在协助陈先生著述和修改书稿中，汪篯不仅有时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且有些意见还被陈先生所采纳，其研究见解的深入和精到，使40岁左右的汪篯在中国史学界隋唐史的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被人们所公认。

由于郑天挺的远见卓识，养士储才，这位才华不凡的隋唐史专家在北京大学服务20年，直到1966年辞世。他对北京大学史学系的学术贡献有目共睹，除在北大及兄弟院校的授课、讲演受到好评外，他的《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汪篯隋唐史论稿》等著作可以作证。

郑天挺之所以把汪篯这样一位得力人才送到陈寅恪身边，还可以补充一个小小的原因，这就是郑先生深知陈寅恪需要什么样的助手，他知道这个职位不是随便一个人可以胜任的。之所以深知陈寅恪，是因为陈郑两家两代人相交往。郑天挺与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多年同住一楼，先在蒙自分校时，歌胪士洋行楼上是他们的寓所；后到昆明，又同住在青云街靛花巷北大文科研究所楼上，经常交谈和往还。一日晚间，郑天挺持所写“发羌之地望与对音”一文就教于陈寅恪。陈寅恪为之订正梵文对音及佛经名称多处，第二天即送还郑天挺，并对该文给予赞扬。陈先生长郑先生9岁，是师长辈，而陈之父陈三立与郑之父郑叔忱相识相知，陈老先生三立的墨宝“史宧”二字是为郑老先生所书，郑先生一直珍重地高悬于书房之中，以为策励。

至此，对当年汪篯在北大支薪却去清华上班一事，大概可以见怪不怪，有个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