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大学百年史上，有许多为人们所称道的耳熟能详的人物，如孙家鼐、张百熙、严复、蔡元培、蒋梦麟、马寅初、胡适、傅斯年等等。而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为恢复北大和为三十年代的北大中兴作了基础性工作的陈百年先生的名字，却不多提起，笔者借此盛会略作介绍，以慰贤者。

陈大齐

一、见危授命

1929年8月6日，国民政府决定北平大学北大学院恢复国立北京大学校名，北大师生两年来的复校运动得到满意结果，但何人出任北大校长却一时难定。当时原北平大学北大学院院长陈百年先生已辞院长职，虽经多方挽留，仍到考试院上任了。北大校长一职，北大校内外、社会各界一致推崇蔡元培先生，但蔡先生当时正在从事他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又一大贡献——创建中央研究院（另一大贡献是改革北京大学），难以脱手，且蔡先生已离校多年而前此陈百年院长已作了大量工作，情况熟悉，所以蔡先生约请陈百年、蒋梦麟等与敦请其回任北大的学校代表王烈、刘半农先生洽商，允于九个月后到校视事，在未到任前，请百年先生代理校务。于是9月1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在蔡元培未到任前，以陈大齐代理。9月24日，国民政府又发布命令准蔡元培辞北大校长职，任命陈大齐代理国立北京大学校长。陈于25日到任。

陈先生出任北大代理校长，距其辞北大学院院长职不过月余，北大的困顿状况并无好转。他不会忘记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教务长何基鸿、预科主任关应麟、总务长王烈等先生向其所上辞呈中所言，学校事务繁难，维持非易，“他们激于爱护本校之热诚”，又“感于院长推崇之厚意”，才“奋发从事”，“同舟共济”的，但半年任职已满“心力交瘁”，“体力愈因之薄弱”……不得已而辞职的北大当时人力、物力、财力极度匮乏的情形。因为这是他亲历其间，深有体会的。所以在陈先生复诸先生函中才有对他们的辞呈“捧诵再四，曷胜怅怅”等语，但为学校前途计，还是“务望勉任艰巨，打消辞意”（《北大日刊》第二二二一号）……陈先生一面请王烈诸先生留任于诸事繁难之北大，一方面自己却离开了北大这块多事之地，到考试院任清职，其心情一定是矛盾的，因为这不符合中国大多数读书人的为人处世的标准。所以在蔡先生委托他代理校务，重返北大时，他便毅然离开考试院前往北大，当仁不让地实践着孔老夫子“见危授命”可为“成人”的训诫，继续肩起了维持和发展北大的历史责任。

陈先生任职北大十多年，其中甘苦深有体味，他经历过长达数年的索薪斗争，那是因为政府常常拖欠教育经费，教职员工难以维持生活，校役不得不工余外出拉人力车挣钱度日，教员他就的萧条（如去厦门大学的有周树人、林语堂、顾颉刚等等）；他经历过因无钱付水费，自来水公司停止给北大供水十数日的艰难；也感受过因欠煤商1900余元，无款付给，堂堂北京大学竟被煤商告上法庭的尴尬……陈先生在明知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能“见危授命”以赴，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呈一时之勇，除对北大的深厚情谊，对蔡先生信任与重托的感戴外，而自有所恃。          

二、因难见巧

陈先生在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之前已在北大任教，他亲历了蔡校长改革北大前后的巨大变化。他和北大师生不仅聆听过蔡校长的谆谆教诲、精当议论，研读过蔡校长的大著宏文，而且亲身感受北大校园生活。蔡校长改革组织机构、规章学则，从制度上保障办学方针顺利实施的举措；延聘各学派名师到北大任教，兼容并包，并听其自由论争，让学生比较研究，独立思考，得出自己的结论，以培植良好学风，造就有创见的新人的良苦用心；倡议助成各种有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社团和刊物，以养成学生健全人格的作法等等，使北大形成了“见贤思齐”，图自策励，不甘人后的生机勃勃的局面，陈先生当有深刻感悟，也使他主持北大心中有数。

承蔡校长之余绪，萧规曹随，陈百年先生仍从制度上着手，组成并依靠学校评议会，以及组织、聘任、财务、图书、仪器、校舍等各专门委员会的有效工作，维持和推进学校的发展。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创办于光绪二十四年，是在西方坚船利炮刺激下，国人求富求强求新，即追求国家现代化的产物。因此，它一产生便肩负着振兴国家的重任，管学大臣张百熙给京师大学堂的题联“学者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我能拔尔抑塞磊落之奇才”；首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的就任训词：“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等殷切企望，为代代北大人所记取、所实行，其中自然也有陈先生。这种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经蔡校长发扬光大，成为北大精神的核心，是北大人克服种种困难向前迈进的力量源泉，陈百年先生信之行之。面对不断递来的辞呈，他拿“学校前途”说服诸位留任，共赴时艰。因为他相信这些在北大任职多年的学者，与自己一样是热爱北大的。这一招果然灵验，本来坚决请辞的，在陈先生的挽留下，感到“值此多事之秋，绝裾而去”，使陈“独任艰巨，又非良心之所安”，因此，“筹维再四”，还是留了下来。

陈先生一面挽留在任者，一面积极召回散往各地的原北大教授。有时一天当中他发往上海、南京、武汉、安庆、杭州等地催请返校的电报竟多达十数通。在他的恳请下，北大名教授陆续回校任职。

陈先生为把学生生活导入正轨，并激发学习、研究的兴趣和有高尚情趣的消遣，在他的支持下，在一年多时间里，北大国文学会、北大摄影研究会、北大音乐会（及研究所）、北大英文学会、北大体育促进会、北大造型美术研究会、北大围棋研究会、北大地质学会、北大物理学会、北大法律学会、北大旧剧研究社、北大心理学会、北大德文学会、北大社会科学研究会、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几十个社团恢复重建，还出版了《北大月刊》、《自然科学季刊》、《北大学生周刊》、《北大学生》月刊等等刊物。

在陈百年先生任北平大学北大学院院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的近两年时间里，在他的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巧妙应对，经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基本上医治了自1927年9月北京国立九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后改中华大学、复改北平大学北大学院的两年之中遭受的巨大创伤。到1930年12月4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准陈大齐辞北大代理校长职，任命蒋梦麟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时，北京大学的组织机构、教学研究、学生生活都基本上得到恢复并步入常轨，为蒋梦麟先生中兴北大铺平了道路，是北大三十年代再度辉煌的序曲。序曲不是高潮，但高潮的到来是不能没有序曲的。

三、美因人彰

蔡元培校长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碰上外来文化后，“没有动摇、退缩、逃避、转向”，“终身没有丧失信念”，“那么旧，又那么新”的一个人。他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将中国先贤名训与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民主思想相沟通，认为“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就是孟子所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义”；而“所谓平等，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也就是孔子所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至于“所谓友爱，义斯无歧，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仁”。蔡校长将中国传统文华赋予新的含义的治学治事方法，在北大师生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是有这立人达人的“仁”在心中，虽然“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实在苦痛极了！”但是蔡校长还是用全付精力和智慧对北大进行了卓有成效地改革，化腐朽为神奇，影响深远，至今为人们所称道。

蔡校长行之于前，陈先生跟随其后。陈先生上任时，局势比蔡先生长校时更为艰难。但他迎难而上，放弃个人安闲，恐怕也是遵孔子仁者立人达人之训吧。陈先生学术成就卓著，学识渊博（见后附一），深受学生欢迎。当得知陈先生不再代理校长职务后，北大哲学系学生致函陈先生说：“先生屡次呈辞校长本职，大概是要回来专心教导我们了，我们觉得非常荣幸”，而听传闻陈先生将调往铨叙部时又很焦急。“我们哲学系的同学，在知识上饿得发慌，”急待先生来哺育，因为“屈尔伯与霍塞尔，据说国内能懂得他们如先生者，未有其人。现象学派难道不是我们目前最该知道的么？愿先生念往日的情谊”回任哲学系，“我们不能让先生走”。（《北大日刊》第二五一二号）

毕业生李薦侬虽远至海南琼州任职，仍不远千里投书向陈师报告任所风物人情、自己学习研究及著作情况。陈先生深得学生的信任与欢迎，由此可见一斑。荀子说：“得众动天，美意延年。”孔子也说：“仁者寿”。陈先生寿如其字，享年近百，世不多有，可证言之不虚。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进入了动荡的转型期。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是中国所有先进分子所思考和探求的问题。“五四”前后，一批鼎鼎有名、学兼中西的一流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高一函、郑振铎、杜亚泉、胡适、张君劢、梁启超、梁漱溟、蒋梦麟、丁文江等人发表各自的见解，就东西文化、科学与玄学、中国走什么道路等问题，进行激烈的论争，有数百篇（部）论著面世，其中大部分发表于“五四”之后。被金克木先生称为“中国近代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组织者”，而“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蔡元培先生却没参加持续多年的争论。

争论一起，难免偏激。例如广为人传的《新潮》、《国故》之争。毛子水先生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1919年5月）上以《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为题的文章中说：“我们中国民族，从前没有什么重要的事业；对于世界文明，没有重大的贡献；所以我们的历史，亦就不见得有什么重要”。“我们中国的国故，亦同这个死人一样，”只是供解剖，找病因的材料。这种用偏激、尖刻言词表达的与历史事实相悖的说法，不引起反驳才是怪事。对这样的论争，身为新文化运动重镇的北京大学的哲学、心理学教授陈百年先生，深有感受。1923年5月，陈先生在北师大作题为《论批评》的讲演，表示了他对论争出现这种纷乱的议论，“并不抱悲观的态度”。但是他“很希望在这议论纷乱的时代，有些能做正当批评事业的人”。他认为做正当的批评的目的是要“在真伪混淆里边，分别出真正的是非，使伪者不能乱真，真理不至埋没”。要做到这样，陈先生以为需注意以下各点：（甲）对一种议论（或理论），“赞成也好，反对也好，绝不可存畏忌或嫌疑的念头。”只是用自己的见解，来作理论上的探讨。赞成某种议论，是承认它的合理，并无讨好立议者的意思。同样，反对某种议论，是指出其不合理处及缺点，也不是与立议者为难。并且对某种议论可以赞成其合理部分而反对其不合理部分。他引用陈独秀、胡透的文章为例（见后附二）说：“我们对于陈胡推理的形式，表示反对；但对于他们议论的事实，仍表示赞成。论理上的缺点，既不能影响于主张，我们又何妨在论理上反对，而于主张上赞成呢？”（乙）新旧不是判定是非的标准。争论中人们常常分别新派和旧派（至今仍有沿用）对待之。陈百年认为其实新旧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出现早的在前的便为旧，出现晚的在后的便为新，是时间概念。是与非则是价值概念，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即“新的未必皆是，而旧的不能全非；同时旧的未必皆是，新的也不能全非”。（丙）尊卑上下不是判定是非的标准。陈先生列举父子、官民、学潮、工潮等等说明，“尊者在上者的言论，不能全是；而卑者在下者的行为，也不能全非，”反之亦然……。陈先生还告诫不要蹈因人废言之失，而要就事实论是非、做批评，更不可涉及论者人格，猜度立议者的用心等等主观主义的作法。（《北京大学日刊》1924.5.22-5.26各号）

此处较为详细地介绍陈百年先生《论批评》的讲演词，是笔者以为这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因为如何融合中西（中外）构建每个时代的新文化，是每个当时代人的使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构建的情形如何，这与每个人的文化修养、学识等等因素相关。套用陈先生的意思，我们可以说中不皆是，西不全非，同样，西不全是，中亦不会全非。为构建我们时代的新文化，我们必须努力去发现、阐释、发扬中西文化的美好、优秀之处，并加以融合。然而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其中的优美并不是人人随意能认识得到的，柳宗元说得好：“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这就是说，要有王羲之的学识修养，才能有兰亭集序，兰亭之美遂为千古景仰，而鉴湖越台又养育了多少大家大器。绍兴名士何其多！

然而构建新文化，必以传统文化为基础。陈先生与蔡校长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陶熔出来的学者，在他们身上时时闪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光辉：见危授命，可为成人（《论语·宪问》）；见贤思齐（《论语·里仁》）；见贤焉，然后用之（《孟子·梁惠王下》）；修齐平、日日新、新民（《大学》）；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等等优秀传统文化成果，在他们积极运用下，得到了发扬光大。在陈百年先生前后主持北大校务的蒋梦麟校长，通过自身感受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续至今不衰，关键之一是中国文化能不断吸收外来新文化，并不断适应新环境的结果。蒋梦麟认为对中国文化了解越深，则越容易了解西方文化。他说自己在国内求学时，日夜苦读经史子集的功夫没有白费。正是那些表面看来偏狭的教育，为他奠定了广泛的知识基础，使他容易吸收、消化西洋思想。因为中国古书中包括了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数学、天文、农业、商业、游记、动植物等等非常广泛的知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这还不够，还要把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嫁接过来，形成新的文化，一方面保持安定，一方面促进进步。他希望青年们不要存不切实际的幻想，企望轻而易举地得到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肯定地告诫那是没有的。而是应该“眼看天，脚踏地，看得远，站得稳，一步一步地前进，再前进！”

附一   陈百年先生在北大的主要工作简表

陈氏在北大创设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1917年）

陈氏著《心理学大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大学心理学教材。（1918年）

陈氏发表《北京高小女生道德意识之调查》。该文应用问卷法调查研究，是中国心理学联系实际开展研究的先声。（1919年）

陈氏译（德国人马勃原著）《审判心理学大意》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2年）

陈氏讲授课程有：逻辑、认识论、kulpe哲学、近世认识论史（西洋近世认识论史）、论理学、陈述心理学等。

校评议会成员（自1918年起多年）

哲学系系主任（1923—1927年）

心理学系系主任（1926—1927年）

教务长（1927—1928年）

北平大学北大学院院长兼第一院（文科）主任（1929.1—1929.8）

教育学系系主任（1929.3—1929.8）

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29.9—1930.12）

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1929.10—1930.12）

附二   《论批评》节录

为什么在论理上反对，而在主张可以不反对呢？现在引一段成文，做说明的例证。新青年二卷四号，陈独秀有一篇论孔教的文章，我们节取一段于下：

足下分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孔道孔教诸会之孔教，与真正之孔教为二；且谓孔教为后人所坏。愚今所欲问者，汉唐以来诸儒，何以不依傍道法杨墨，而人亦不以道法杨墨称之；何以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之也？足下可深思其故矣。

胡适之为吴虞文录做序，还引过这段话，并在后面加了申明，说：这个道理最明显：何以那种种吃人的礼教制度，都不挂别的招牌，偏爱挂孔老先生的招牌呢？…（胡适文存卷四页二二五）

陈胡二先生所做的都是攻击孔教的文章；上面所引的，都是他们推论孔教应当攻击的理由的一段话。他们的主张，我是很赞成的，因为孔教确乎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是他们这两段话，未免有点语病，在论理上有些不圆满，恐怕不足以间[缄]执言者之口。如果我们要把这种推论的形式，应用起来，便生出许多的流弊；胡陈二位推理的方法，我们可以把他变成下列的形式：

何以甲不假借乙，而必假借丙？故丙为非。

照着这样的公式，各种问题填进。可以得许多推论，如：现在有种污秽堕落的文字，如上海黑幕小说之类，都是些最无价值，最不堪入目的文章，却都采用白话，假借新文学的名义；那末攻击新文学的人，也可以说：

何以那一般黑幕类小说，不用古文，而必假借于新文学？所以新文学无价值。

又现在的妓女，往往仿效女学生装束，我们也可以借此反对女学生，说：

何以那一般妓女，不学别的服装，而必仿效女学生？故女学生当反对。

又最近临城劫车的土匪，自号「建国自治军」，那末我们也可以说：

何以临城土匪不假借别的名义，而必假自治为名？故自治主义是不可尚的。

以上诸例，与胡陈的推理方法相同，形式上一点差异也没有，但是那一件能视为正确呢？恐怕找不出来罢！所以反对某种事实，必须指出他应受攻击的实在理由，一切无根据的推论，是最当排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四七六号）

（在〈第四届中国近代文化的解构与重建 〉大会报告，收入《中国近代文化的解构与重建》，台北，200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