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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学研究八十年(1918—1998)
2020-04-01

1992年1月6日,旨在“发掘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学术事业的发展”[1]的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了。中心编辑出版学术刊物《国学研究》年刊、《国学研究丛刊》、《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等,迄今已出版多卷,成果丰硕。北京大学有组织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国学”),起于1918年的国文学门研究所,算起来已有八十年历史了。

关于国学的研究并非以北京大学为最早,但因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的阵容强大、视点高超、成果卓然、影响久远,多少年来人们一直误认为国学研究始自“五四”时期,且“以北京大学为发源地”[2]。其实国学的保存与研究开始于本世纪之初。本文从世纪之初国学研究的兴起;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的回顾;本世纪末国学研究的再度兴起,及北京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等方面,对北大国学研究八十年概况及历史大势作粗略的勾勒。笔者非国学中人,只因编纂《北京大学史料》的关系,耳目所及于国学的有关资料颇为不少,为性近所驱使,亦为就教于方家,以有补于下一步《北京大学志》的编修,故不揣浅陋,试撰此文。算不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本世纪初国学研究的兴起

十九世纪中叶,古老中华帝国的大门在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击下打开,割地赔银、丧权辱国之事接续不断,中国已达窘境。窘者穷也,困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易·系辞下》)的中华文化提示人们“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求生存。于是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洋务运动、游学兴学运动、维新变法运动等遍尝,而历数十年效果不佳。加之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虽较封建文化为先进,但远非完美无缺,西方有西方的困难。以致对西方文化有较多了解的一批中国学者,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之后,由崇拜西方文化转而抵制西方文化,并鼓吹还是要依靠中国固有文化的发扬光大来实现中国的革新。于是便有国粹、国学、国故的保存与研究热潮的兴起。

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1905.2.23)创刊的“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3]的《国粹学报》是笔者见到的出版最早的国学研究刊物。编辑该学报的“国学保存会”于甲辰(光绪三十年)季冬之月成立于上海,该会宗旨为“研究国学,保存国粹”。[4]本世纪之初之所以提出保存国粹、研究国学,其原委可于《国粹学报发刊词》中窥见一斑。其文曰:“海通以来,泰西学术输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绝一线,无识陋儒,或扬西抑中,视旧籍如粪土……嗟呼!……不揣固陋,拟刊发报章,用存国学,月出一编,颜曰国粹……钩元提要,括垢磨光,以求学术会通之旨,使东土光明广照大千,神州旧学不远而复。是则下士区区保种爱国存学之志也……”[5]文词慷慨而怆然,这是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的自然反应。被称为“中国国学泰斗”[6],曾与章太炎等组织国粹导群学会,后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黄节(晦闻)所撰《国粹学报叙》,其感慨更为鲜明,他在历数国兴衰与学兴衰的关系之后,“痛吾国之不国,痛吾学之不学” [7],文中“呜呼”、“悲夫”、“痛哉”多出,其为国衰学衰而痛心疾首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然而黄先生并不悲观绝望,他呼吁国人对国学“研究之,期光复” [8],他期望着“雄鸡鸣而天地白,晓钟动而魂梦苏”。黄先生的情真意切的文字是面对帝国主义列强侵吞掠夺下国家衰微、民生凋敝局面,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心态的反映,也是中华民族不甘衰落而必奋起的呼喊。这心态、这呼喊并非出自一人一口,我们简略查看当年国学、国粹的保存和研究机构及刊物的纷纷涌现便可知一二。

1905年,上海《国粹学报》出版;1907年,上海《国粹丛编》出版;1908年,京都《国学萃编》发行;1911年,北京国学研究会出版《国学丛刊》;1912年,四川国学研究院编辑出版《四川国学杂志》;1914年,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会刊发《国学丛刊》;同年旅居日本东京的华人国学扶危社印行《国学》;1915年,上海国学昌明社刊行《国学杂志》;1920年,武昌高师编印《国学厄林》;1922年,成都《国学月刊》出版;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行;1924年,北京述学社《国学月报》出版;1925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发行;同年,北京民国大学国学研究会编印《国学月刊》;1926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出版;同年,上海大东书局刊行《国学月刊》;1927年,北京清华学校研究院编印《国学丛刊》;1931年,北平中国大学出版《国学丛编》;1932年,济南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国学汇编》;1933年,苏州国学会国学论衡编纂部编印《国学商兑》;1937年,天津国学社编发《国学》(月刊)……

由上可见国学保存及研究机构、刊物遍及华夏大地,甚至远在海外,凡华人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无不满怀深情。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机关不仅仅出自爱国学人自发的民间社团,而且有政府参与提倡,《四川国学杂志义例》说:“中华民国元年秋,蜀政府设国学院为全省国学倡,以发扬国粹为宗旨,首编辑国学杂志,以阐发私义,鼓吹群伦,事綦重也……”[9]

无论官民都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当1914年清华学生组织清华国学研究会时,其宣言庄严宣称:“此国学研究会之所以成立,发宏愿具婆心,将以起新少年于梦之中,于新学外从事于国学也。”并号召凡“具爱国爱种之心者,当急起直追,以求祖国深奥优美渊博精切之学术思想,以培我国本、固我国基。”为此它“大声疾呼唤醒新少年研究国学”,并称“此所为今日之急务也”[10]。曾在晚清外务部、农工商部任侍郎、署理、尚书等职,官吏出身而任上海实业学校监督、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长的唐文治(字蔚芝)应其门生薛桂轮等自清华国学研究会来函之请,为之作序,盛赞其事。

1921年末,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后,曾受聘为国学门导师的国学大师王国维、罗振玉早在为《国学丛刊》(1911年,北京国学研究会出版)所作序中认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指出“学问之所以为古今中西所崇敬者”,实是由于“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只不过是“己不竟其绪,他人当能竟之;今不获其用,后世当能用之”[11]而已。

一批著名学者如王国维、罗振玉、唐文治、黄晦闻、刘师培、马叙伦等参与国学运动,或为之作序,或直接撰文,由于他们的地位和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国学研究的兴起。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二点。

值得注意的第三点,是一批学兼中西的学者的异常表现。1900年在上海创办中国最早的数学杂志《中外算学》和中国第一个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亚泉杂志》,并著有《微积问答》、《叔本华处世哲学》,编有《动物大辞典》的杜亚泉,既了解自然科学,又了解西方文化,在他主编的大型期刊《东方杂志》(创刊于1904年3月)上发表一系列文章(署名伧父等),批评西方文化滥用科技成果,危害人类,主张以中国固有文化救济西方。他说:“西洋诸国,日以其科学所发明之利器,伐杀其同类,悲惨剧烈之状态,不但为吾国历史之所无,亦且为世界从来所未有。”因此他认为应该慎重审视和对待西方文化,主张“吾人今后不可不变其盲从之态度,而一审文明真假之所在”。在他看来“而吾国固有之文明,正是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济西洋文明之穷……”[12]与杜亚泉基本上是间接了解西方文化不同,鼓吹学习西方,宣传维新的梁启超以其亲自经历,所见所闻写成的《欧游心影录》,加上他在维新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此书在中国思想界、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书中他认为“西方文化已经破产”,他呼吁:“我们可爱的青年呀,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们来超拔他哩。”梁启超的维新、保皇、倡导文学革命等表现是他对中西文化认识过程的反映。国学大师王国维则是另一种表现。他曾留学日本学习物理,对19世纪后期西方(主要是欧洲)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入而广博的了解,在美式教育环境的清华学校(1928年改为清华大学)作导师。他汲取西方的新观点、新方法,来讲授中国古代典籍,研究《诗》、《书》中的成语和古字母等,颇有创见和发明。在中西文化面前他内心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反映在他身着清装、拖着长辫子的遗老打扮上,在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紫禁城后,王先生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为后人留下了几多猜想。大家熟悉的“怪杰”辜鸿铭,是在欧洲接受的从小学到大学的全程教育,20岁时取得英国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之后又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攻读土木工程。他通晓多种语言,游历过欧洲许多国家,可以说辜鸿铭是先精通西方文化之后,才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而复归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他不仅用外语讲解中国古籍,而且译《论语》、《中庸》等为英文,以解西方文化之困……

凡此种种,都说明一个事实,学习西方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众多学者困惑而又引起积极探寻、求解的题目。为了求解这道题,许多学校、社会团体等参与其中,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便是当年国学研究热潮中出力多、成就大、享誉久远的机构之一。


二、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的回顾

1917年1月4日,新任校长蔡元培到校视事,开始了他对北京大学的改革。蔡元培是中国传统文化养育出来的中学根底很深、又善于学习西方文化,并将西方文化精神应用于中国实际的伟大学者,比与之同时代的学者,如前面提到的诸位,要高明许多。蔡元培由欧美教育,特别是德、法两国高等教育受到启示,认为只教书不研究是很难提高水平的,为了与欧美大学相齐,倡议开展科学研究,成立各科研究所。经过一番筹商酝酿,北京大学《研究所通则》七条、《研究所办法草案》四条九款于1917年11月16日公布。《通则》中规定:“(乙)本学期所拟设之研究所凡九,1.国文学,2.英文学,3.哲学(以上文科);4.数学,5.物理学,6.化学(以上理科);7.法律学,8.政治学,9.经济学(以上法科)。”[13]从此,便有了北京大学国文学研究所、国文门研究所、文科研究所国文学门、国文研究所、文科国文门研究所[14]等等称谓。这种名称混乱的现象正是初创不久,尚未相沿成习的表现,后来通行的是北京大学国文门研究所,时间约四年,到1921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

国文门研究所时期的导师主要有刘半农、周作人、陈汉章、田北湖、黄侃、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等。研究生(当时亦称研究员)有范文澜、冯友兰、陈钟凡、孙本文、顾名、傅斯年、袁振英、崔龙文等约40人。

国学门同人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顾颉刚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

刘半农与钱玄同

国学门导师钱玄同(左)刘复  国学门月刊   刘半农(左5)一行在百灵庙留影

出版物

国学研究

这一时期的工作大致为三个方面:集会、办刊、调查。集会是这一时期研究活动的主要方式,有讲演会、讨论会等。集会时常常是导师先讲,然后师生讨论,颇具欧美学术活动形式Seminar的意味,当然也有中国书院的影子。不仅国文门研究所如此,其余八所也大体如此。由于各研究所研究科目众多,所以一天之内可有数场讲演会。现摘编《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4月11日)所载集会一览表以见一斑:

集会一览表(411日—413日)

会期

时间

召集者

摘要

411

13:00~14:00

国文研究所

马寅初:形体

411

16:00~17:00

国文研究所

吴瞿安:曲

411

10:30~12:30

经济门研究所

胡钧:财政学

……

 

 

 

412

13:30~14:30

英文研究所

威尔逊:戏曲

412

15:00~17:00

法律门研究所

王宠惠:比较法律

412

15:30~17:30

经济门研究所

马寅初:银行货币

412

16:30~18:30

化学门研究所

开会讨论

……

 

 

 

413

16:30~18:30

哲学门研究所

刘少珊:老庄哲学

413

15:00~16:00

国文研究所

钱玄同:音韵

……

 

 

 

由上表(此类一览表在《日刊》上常见)可见,此时的国学研究主要在文学艺术方面。根据1918年5月27日研究所主任会议(出席者:文科学长陈独秀、法科学长王建祖及沈尹默、黄振声、胡适、马寅初、陈启修、黄右昌、俞同奎七主任)议决,国文学门研究科目主要有音韵、形体、训诂、文字孳乳、文、诗、词乐府、曲、小说、文学史、注音字母之研究,以及清代考订学、文学史编纂法、字典编纂法、今韵之研究、方言之研究等。[15]

经过一段时间研究,成果渐多。由于《日刊》篇幅所限,不宜刊载长篇研究文章,为了研究成果的发表,遂有《北京大学月刊》之创办。1919年1月北京大学第一份综合性学术刊物《北京大学月刊》出版,文、理、法三科研究文章均刊,全年十期,各研究所主任朱希祖、俞同奎、马寅初、胡适、秦汾、陈启修、陶履恭、张大椿、黄右昌每人负责编辑一期,另有一期增刊由校长蔡元培亲自编辑。当时北大学术空气浓厚,各家学说自由论争,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版,与《月刊》几乎同时出版的是“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词”为特征的《新潮》,之后又有“以倡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的《国故月刊》创刊。如此等等。

文人在书斋中进行研究习惯易行,向社会作调查进行研究则较为困难,但为了深入社会研究,调查又是必不可少的。由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先生发起并主持的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于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了《北京大学征集近世歌谣简章》十条。中国一代民俗学研究由此发端,到1918年5月已征集到全国各地歌谣1100多首。1918年5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的由巴东沈次刚供稿、经刘半农编订的第一首歌谣是:“一出南津关,两眼泪不干。卖个破砂罐,吆吆喝喝上四川。”在歌谣征集到相当数量,需要系统整理、编辑、研究时,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发起组织歌谣研究会[16],于是1920年12月19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这是中国民俗学和俗文学研究的最早机构。

1920年7月8日,北京大学评议会(学校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的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中明确规定,研究所的性质及运作方式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研究所的组织暂分四门:国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称谓从此互见并逐渐代替“文科研究所国文学门”或“文科国文门研究所”的称谓。

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经过国文学研究所三年时间的初创阶段,积累了一定的材料和经验,为适应“国学”这个包括传统文化各个方面众多科目的深入研究,1921年11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正式成立。由蔡元培委员长,及委员顾孟馀、沈兼士、李大钊、马裕藻、朱希祖、胡适、钱玄同、周作人等九人组成研究所国学门第一届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日常工作由本门主任沈兼士负责。此时国学门主要由特别阅览室、歌谣研究会、考古学研究室等组成。研究科目分为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五大类,后发展为名称相应的五个研究室。

这一时期是北大国学研究迅速发展的时期,1922年5月国学门接收清内阁大库档案1502麻袋又62大箱进行整理研究;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1923年1月,北京大学四大季刊之一的直属学校不属国学门,但由国学门编辑、内容为国学研究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其编委会由胡适(主任)、沈兼士、周作人、顾孟馀、单不庵、马裕藻、刘文典、钱玄同、李大钊、朱希祖、郑奠等11人组成;1923年5月24日,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成立;1924年1月26日,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成立;1925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创刊;1926年10月20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一号出版,代替原《周刊》,这一期为“考古学专号”。

此时的导师队伍极一时之盛,除沈兼士、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胡适、陈万里、林玉(语)堂、马衡、马裕藻、顾颉刚、常维钧、单不庵等本校教授外,还聘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陈寅恪、罗振玉、陈垣等教授,以及俄国学者伊凤阁(Dr.A.I.Ivanov)博士、德国哲学博士钢和泰(Baron.A.Von.Steel-Holstein)等为导师。毕业研究生有魏建功、罗庸、张煦、郑天挺、段颐、容庚、冯淑兰、董作宾、李正奋等32人。不到校的通信研究员有国内四川、广东、福建等18个省的34人,国外有丹麦人吴克德博士(K.Wulff)、日本人泽林专太郎、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

此时研究题目涉及语言文字学类有清代小说家书目提要及其治学方法、广韵理董、音义起源考、殷周金文、殷虚甲骨文字、说文读若考、说文羡异考等七种;文学类有楚辞研究、晋二俊诗学、元曲发达史、古琴曲谱之系统的研究、三百篇演论、宋玉研究、建安文学等七种;哲学类有尹文子校释、公孙龙子注、老子义证、论语研究等四种;地理学类有黄河变迁考、中日交涉地理等二种;民族交际史类有西北民族对于中国之关系、中俄交涉史等二种;年表类有清代文学家年表、历代名人生卒年表等二种;学术史类有中国伦理学史、先秦教育思想史、西汉教育思想史等三种;政治制度学类有中国刑法思想之变迁、中国刑法之沿革、井田之研究等三种;史志类有隋唐五代史、补后汉书艺文志、元代史、宋代史等四种及云南风俗志一种等等。王国维先生指导题目为诗书中成语之研究、古字母之研究、古文学中联绵字之研究、共和之前年代之研究等;陈寅恪先生指导题目为长庆唐蕃会盟碑藏文之研究、鸠摩罗什之研究、中国古代天文星历诸问题之研究等;伊凤阁导师之题目为西夏国之历史文化和古迹,西夏国之地位与东方文化之关系,西夏国之历史、国语、文字等。

这一时期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就卓著的时期,除前述编辑出版的各种刊物外,师生们的著述还有《二十史朔闰表》(陈垣),《尹文子校释》(罗庸),《公孙龙子注》、《老子校注》(张煦),《黄河变迁考》(段颐),《金文编》(容庚),《殷虚甲骨文字类编》(商承祚),《三百篇演论》(蒋善国),《楚词研究》(冯淑兰),《诗书中之联绵字之研究》(吕大桓),《古满州民族考》(陈政译),《秦筑长城用料考选材》(黄文弼译),《说文读若考》(方勇),《隋代艺文志》、《补后魏艺文志》、《魏书源流考》(李正奋),《吴歌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孟姜女故事的歌曲集》、《中国学术年表说明》(顾颉刚),《北京歌谣》、《山歌一千首》(常惠),《河北歌谣》(刘经庵),《南阳歌谣》(白启明),《淮南民歌》(台静农),《昆明歌谣》(孙少仙)等。编辑室编辑者有《艺文类聚》、《艺文类聚引用书籍目录》、《太平御览》、《太平御览引用书细目》、《太平广记》、《太平广记引用书籍增订目录》、《李善文选注》、《郦道元水经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十三经注疏》、《慧琳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细目》、《慧琳一切经音义引小尔雅》、《文选李善注引用书》、《郦道元水经注引用书目》、《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十三经注疏引用书目》、《希麟续一切经音义引用书目索引》、《唐玄应一切经音义众经目录》、《说文古本校勘记》、《白虎通》、《释名》、《切韵唐韵校勘记》、《中国学术年表》、《研究所国学门一览》等。明清史料整理会编著者有《明季兵部题行稿摘要汇编》、《九朝京省报销册目录》、《清代官印谱》、《要件陈列室目录》等。考古学研究室编著者有《甲骨刻辞》、《封泥存真》、《古明器图录》、《金石书目》、《大同云岗石刻》、《西行日记》等。歌谣研究室编者有《直隶歌谣》、《山东歌谣》、《河南歌谣》、《安徽歌谣》、《浙江歌谣》、《湖北歌谣》、《湖南歌谣》、《云南歌谣》、《北京谜语》、《北京歇后语》、《谚语选录》等。此外考古研究室还调查了河南新郑和孟津两县出土之周代铜器、大宫山之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之古物、甘肃敦煌之古迹、朝鲜乐浪之汉墓等。并参与燕下都的发掘。收集之古器物计有金、石、甲、骨、玉、砖、瓦、陶等四千余件,金石拓本一万余种等。方言调查会已求得方言四十八种,并开展了《中国比较发音学》的研究等。[17]

1927年,军阀张作霖进入北京,摧残教育,将北京国立九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北京大学校名被取消,至1929年8月才恢复,其间曾称中华大学、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也一度改为京师大学校国学研究馆,教学科研工作均受到相当的影响,但师生们还是做了一些工作,如国学门特派员黄文弼等参加了1927—1930年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并获得木、陶、瓦、泥塑佛像等古物甚多。1929年8月,北京大学恢复后,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委员10月25日开始轮流值班,11月开始招收研究生。1929年末至1932年中,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在遭受变故之後的恢复期,1930年4月11日,校评议会议决采纳蔡校长来函之意:“为发展北大计,与其求诸量,无宁求诸质,与其普及无宁提高”及停办预科,加强研究所[18]等意见后,有所发展。此时的导师有朱希祖、叶瀚、黄节、马裕藻、马衡、沈兼士、刘半农、陈垣、钢和泰、徐炳昶、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许之衡等。研究生有张任政、徐景贤、靳德峻、刘淡云、侯植忠、方国瑜、傅振伦、蒋炳南、单士元、谢国桢、高荣魁、商鸿逵、金受申等三十多人。研究科目主要有明清史、雕刻瓷器、汉魏六朝诗、金石学、古声韵学、文字学、语音学、宗教史及宗教美术、中国基督教史、古器物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歌谣、唐诗、词曲、音韵沿革、说文研究等。此时除请章太炎等至校讲演、整理明清史料外,出版编著有《顺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清嘉庆三年太上皇起居注》、《唐太宗与佛教》、《读慧皎高僧傅札记》、《欧学者对于匈奴的研究》、《中国文艺论》[19]等。

193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下设自然科学、文史、社会科学三部。于是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即为国立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所代替,并将原中文系所设之语音乐律实验室归入文史部。聘刘半农为文史部主任。文史部的研究方向略有改变,以中国语言文学和中国历史(含思想史、制度史)为主。文史部导师及指导科目有宋词(许之衡、赵万里)、清代古文(林损、孟森)、甲骨及钟鼎文专题研究(沈兼士、马裕藻、钱穆)、唐代文学专集研究(胡适、陶希圣、周作人)、甲骨文字专题研究(钱玄同、魏建功、马衡)、宋元戏曲专题研究(许之衡、罗庸)、近二十年之文学(刘复、胡适)、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史(胡适、陶希圣、贺麟)、梁武帝以前佛儒道思想史(汤用彤、胡适)、清史专题研究(孟森)、明清之际中外交通史(孟森、陈受颐)、清代哲学专题研究(钱穆、陶希圣)等。在所研究生有陶贤棣、梁崑、谢石麟、黄谷仙、张桂芳、熊正刚、高公润、高庆赐、许汝骥、郝瑞桓、李光信、王维诚、赵泉澄、赖义辉、焦步青、赵何日等人。

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只存在了两年,1934年6月研究院进行改组,文史部即改为文科研究所。文科研究所主任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职。文科研究所设有编辑室、考古学室、金石拓片室、明清史料室、语音乐律实验室五个部门。

到1937年抗战南迁之前这三年多时间里,文科研究所的导师及指导科目主要有中国语言学(罗常培)、中国训诂学(沈兼士、罗常培)、中国声韵学(马裕藻、魏建功、罗常培)、中国文字学(钱玄同、沈兼士、唐兰)、中国文学史专题(胡适、周作人、傅斯年、罗庸)、中国古代史(傅斯年)、两汉史(钱穆)、辽金元史(姚从吾)、明清史(孟森、陈受颐)、近世外交史(张忠绂)、中国佛教史(汤用彤)、基督教在中国之早期史(陈受颐)、中国思想史专题(胡适)、中国教育思想制度史(邱椿)、中国社会经济史(陶希圣、周炳琳)、中国政治制度史(张忠绂、陶希圣、张佛泉)、中国法律史(董康、刘志敷、李祖荫)、专题傅记(胡适)等。在所研究生有侯封祥、阎崇璩、李楼、陶元珍、朱文长、唐景崧、曹延亨等三十余人。这一段,主要成就有《十韵汇编》(罗常培、魏建功),《明南京车驾司职掌》(祁承樸),《史记探源》、《春秋复始》(崔适),《中古文学史》(刘师培),《词余讲义》(吴梅),《诗学》(黄节),《明清通纪》、《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孟森),《古音系研究》(魏建功),《切韵闭口九韵之古读及其演变》、《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国方言研究小史》(罗常培),《黑格尔学述》(贺麟),《读太平经书所见》(汤用彤),《崇祯存实疏钞》、《封泥存真》、《洪承畴章奏文册丛辑》、《清内阁旧藏汉文黄册联合目录》等的出版。此外还参加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整理居延汉简,捶拓甲骨、封泥、古钱,并编写释文,整理艺风堂金石拓片,制造最简音高推算尺和音准、音调模拟器等,调查绥远方言、记录江阴方音等。[20]

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国学研究中值得特别纪念的有两件事。一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的起点高、方法好、方向明(以《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为代表);二是有理论有实践,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刘半农、白涤州等)。

在本世纪初国学研究兴起之初,人们的认识基本上国学即国粹[21];作法上更多的是述而不作,征实多而发挥少,很少有新的发明见解,可谓只采花不酿蜜,只食叶不抽丝。甚或停留在悲观慨叹之中。北大的研究者们则不同,在他们看来“‘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22]这篇北大国学研究大纲,被称为国故学上的空前伟论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第一次明确地把国学界定为包含中国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这就排除了片面性,也省去了“国粹”、“国渣”之争。《宣言》称“我们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所以我们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可以看出,这种认识已含有辩证法的认识论因子在内,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基于这种比较正确的认识,北大的学者们反对那种对西洋学说一概排斥,对中国固有文化一概称颂不准改动的湖涂认识与作法。北大的国学研究者指出“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在北大的国学研究者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北大的国学研究者甚至认为:“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那么研究国学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 “是要依据了事实,就中国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详的观察与推断,而找出个五千年来文明进化的总端与分绪来”。[23] 这些清醒而准确的认识明明白白地显示了北京大学国学研究者们的视点之不同凡响,高人一筹。为了达到国学的使命,使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北大的国学研究者们提出了三点具体的方法,那就是用历史的眼光扩大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方法整理史料、博采参考资料进行比较研究。

正是由于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遵循着这建构中国文化史的正确方向,加以方法得当,所以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成果斐然,结束了那种只是一针一针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尽管辛苦殷勤地去做,而在社会上几乎不发生影响的局面,从而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为国际间所注目,每次日本教育考察团来平,必来所参观。”[24] 并吸引了许多国外学者加盟,如法国的著名汉学家伯希和等。

1934年6月,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原研究所国学门)主任刘半农一行沿平绥线经包头转察、晋、陕、甘、宁、青各省赴西北考察方言,调查得绥西、包头、安北、五原、临河、固阳、武川、陶林、兴和、清水、凉城、大同、雁北、张家口等约三十县方音,并录得歌谣十二筒,至白灵庙染疾归,诊为回归热,医治无效而逝,时年44岁。随同刘半农一道的文史部语音乐律实验室助教白滌州亦染同疾病逝,成为北京大学为中国方言、民俗研究而献身的二位先驱。当时《北平晨报》、《京报》等以“为学术而牺牲”、“为学术界极大损失”等为题报导、褒扬。[25]法国驻华公使馆发唁函哀悼[26](刘半农1925年曾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鉴于刘教授在北大服务多年,成绩卓著,且为公逝世,特报请教育部批准给予恤金12000元(《教育部指令》第11006号。[27]这笔恤金的数字在北大历史上是罕见的,此后不久病逝的理学院院长刘树杞教授的恤金为2000元[28])。为纪念刘半农、白滌州等为学术牺牲,《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特出纪念专号(第四卷第四号)。蔡元培先生所撰《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君碑铭》称:“……君所为诗文,均以浅显词句达复杂思想,于精锐中富诙谐之趣,使读者不能释手。”在历数刘先生创制音鼓、音准、新日晷仪、调查方音、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整理居延汉简等之后,指出“君尽瘁于科学之成绩已昭然可睹,……如《半农杂文》……所著凡数十册。旁及书法、摄影术,无不精美。可谓有兼人之才者矣!……”最后蔡元培写道:“樸学雋文,同时并进;朋辈多才,如君实仅。甫及中年,身为学殉;嗣音有人,流风无尽!”[29]

1937年7月,日军侵华威胁平津,北京大学被迫南迁,与清华、南开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为西南联合大学,教学、生活秩序均被破坏,直到1939年6月学校工作逐步就绪之后,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才在昆明恢复,聘傅斯年为所长(后改汤用彤)、郑天挺为副所长,1939年8月9月,分两次招收研究生10名。研究科目有史学、语音学、中国文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五大类。西南联大期间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先后有傅斯年、汤用彤、郑天挺、姚从吾、罗常培、向达、魏建功、朱自清、唐兰、陈寅恪等十数人。毕业研究生有马学良、刘念和、周法高、王明、杨志玖、任继愈、阴法鲁、逮钦立、董庶、王玉哲、高华年、王利器、王叔岷、李孝定、魏明经、王达津、胡庆钧、阎文儒、李荣、殷焕先、方龄贵、汪篯、王永兴、萧雷南等约三十人。抗战期间,昆明物质条件极差,师生们为救国而教、为救国而学,克服艰难困苦,利用地理条件,作了许多考察工作。例如考察阳关、玉门关遗址、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等西北史地;调查栗粟、俅子、怒子等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此外发表了许多著述,实在难能可贵。计有《贡山俅语初探》、《绩溪方言述略》、《临川音系》等多部(罗常培),《唐代俗讲考》(向达),《音义之辩》(汤用彤),《唐代行用的一种韵书目次》(魏建功),《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缘夷之地望与对音》(郑天挺),《王命传考》、《论古无复辅音》、《古文字学导论》等六部《唐兰》,《宋故四川安抚制署副使知重庆彭忠烈公事辑》(张政烺),《文选序‘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说》(朱自清),《张江陵书牍诗文解题举例》(陶元珍),《释釁》(许维遹),《唐贞元册南昭使袁滋题名拓本跋》(容肇祖),《元曲作家生卒新考》(吴晓玲),《金上京考》(姚从吾),《国语中的语音的分配》(马大猷),《周末的音名与乐调》(张清常),《跋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王崇武),《撒尼倮语语法》(马学良),《理学探源》(任继愈),《论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德文,张忠寰)等。[30]

1946年7月,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三校复员返回平津。由于校舍紧张,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由校本部(红楼及图书馆)迁至翠花胡同,不聘所长,而设置委员会主持工作,委员会由文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及本所各室负责人组成。文科研究所下设古器物整理室、明清史料整理室、金石拓片整理室、语音乐律实验室四部分。复员后第一届研究生于1947年7月招收,科目虽有哲学、史学、中国语文学、东方语文学、西方语文学、教育学六部分,但实际合格录取仅哲学、西方语文学、教育学三部八名:王维贤、晏成书、刘若端、年华瞻、叶根荫、张道一、林毓杉、郭晋华。1948年8月,文科研究所六部再次招生,又取8名:哲学部黄枬森,史学部漆侠、殷作彬、吴天南,中国语文学部舒璐,西方语文学部赵少伟、刘慧义、周定文。1946~1948年时期的工作主要是恢复重建:1.修理语音乐律实验室旧有仪器;2.修理陶器、舞俑;3.整理艺风堂拓片;4.编写《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藏艺风堂金石拓片草目》八册;5.清查考古陈列室古物、分类陈列、登录卡片、编制目录;6.接收日人久下司由内蒙所得古物和民间艺术品,并编目;7.接收张氏柳风堂所藏古器物、石刻碑版、历代石刻拓片等;8.整理燕下都和邯郸两地发掘所得之古物;9.调查北京西郊黑山、八宝山、田村一带汉代遗迹,获陶片、瓦当瓷片多种;10.整理清顺治、康熙、乾隆三朝题本;11.编辑《明史料目录稿》;12.编辑《玄应一切经音义引书索引》;13.利用语音实验新仪器“为耳通”(Wiretone)灌制方言音档;14.整理白滌州《关中音系遗稿》;15.整理河南博物馆藏石、陕西碑志、千唐志斋、北京市碑志拓片,并编目;17.开辟周季木先生藏陶纪念室,陈列由孙师白、周叔弢两先生捐赠之建德周季木先生旧藏瓦当、古文字陶片等;18.整理本所藏书,设立图书馆;19.采购甲骨、古铜器、瓦当陶片等及近代史料。[31]

1949年1月北平解放,5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成立,汤用彤教授出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文学院院长,9月校务委员会聘请罗常培教授任文科研究所所长。此时文科研究所组织略有变动,原有金石拓片室与旧编室合并后改称文籍整理室;原哲学编译委员会也并入本所,改称新哲学编译室;连同古器物整理室、明清史料整理室、语音乐律实验室、民国史料整理室共有六个单位。为了配合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文科研究所与全校一样开始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逐渐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应用于研究之中,学习运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劳动群众推进历史的发展”[32]等观点,使所内各单位之间、同事之间的联系加强,从个人研究趋向集体研究、互相协作,同时提高了为校内外学者研究工作服务的观念,加快了已有资料的整理。这一时期的工作主要有整理、登记古器物七千余件;编写《清顺治朝题本贪污类目录提要》一千二百余件;编写《清顺治朝题奏启本要件目录》四百余件;整理核对满文黄册七千余件;校对明题行稿钞件一千二百余件;整理明清档案二千二百余件;编订民国史料目录二千余件;整理柳风堂藏拓片一万余种、甲骨卜辞释文九千余片;校对《艺文类聚引书类纂》一千余条等。所内同仁编著有《语言与文化》、《西南少数民族语言略说》(罗常培),《西征小记》(向达),《群书会元截江纲与续资治通鉴长编》(金毓绂),《河西考古简报》、《汉代人民服饰研究》(阎文儒),《莲山摆夷语文初探》(罗常培、邢庆兰),《马尔派语言学批判》(王辅世译),《费尔巴哈之宗教本质》、《狄德若哲学选集第一辑》(王太庆),《半瓦当文研究》(宿白),《新文字方案研究》(周定一、陈士林、喻世长),《尚书中的古史料研究》(王达津),《甲骨文字考释》,《汉魏六朝音谱》,《明末农民起义史料》,《中国共产党初期的报纸》,《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李大钊传》,《民国大事日历》,《中日战争史料》等等。此外,恢复续编了《国学季刊》第六卷第四号至第七卷第三号。《国学季刊》七卷三号(1952年12月出版)刊有“休刊启事”,其中说:“我校院系调整后,所有学术性刊物将统一编印。本刊从第七卷第三号后休刊,特此声明。”此时本所有研究生13名。

1952年8月,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建制被取消。[33] 自此,国学研究在北大,在全国渐趋沉寂。“国学”一词出现越来越少,但北京大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并没有停止,一批学者在国学领域仍取得了相当的成果,一批专著面世。

文化大革命中止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


三、本世纪末国学研究的再度兴起与北京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斗转星移,时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是实现几代中国人求富求强追求国家现代化的百年梦想的大好发展时机。中国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新阶段。面对世界各国的发展与进步,有落伍之感的国人再次要求急起直追,迅速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免被“开除球籍”。

思想文化是政治经济的反映,又是政治经济变革的舆论和先导。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如何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如何等问题再次成为时代要求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现在,实现国家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作用日益重要,因此,刚刚进入80年代,中共中央就请钱三强等著名科学家给中央书记处的领导同志讲课,总题目定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内容涉及数、理、化、天、地、生各学科的历史及当前最新进展和高新技术、环保等发展趋势,共42讲,讲稿由科普出版社汇集成《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书于1982年9月出版。要实现四化,科技界自感责任重大,不能迟缓。1982年10月,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在成都召开了“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学术讨论会,会上提出了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探索近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原因的课题,讨论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这可以说是本世纪末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发端。此后,《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34]、《社会主义与文化遗产》[35]、《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36]、《中国科技史剖视:我国自然科学由先进变落后原因的探讨》[37]、《“中国文化”研究的勃兴》[38]、《改革与传统文化》[39]、《发扬优秀文化传统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0]、《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再认识》[41]、《文化与传统》[42]等等大批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论著陆续发表。同时,有关文化研究的报刊、杂志、专著、丛书纷纷涌现,神州大地处处都有各种文化研究团体及讨论会[43][44]。另外还重印了国学大师梁溟漱20年代讨论中西文化的代表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7年)和国学典籍之一的《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9年)等等。凡此种种都表明国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再度兴起。

曾经以《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为旗帜,打破“儒书一尊”,倡导学术平等,使国学研究出现新局面,取得新成就,“引导中国学术从传统迈向现代”[45]并深刻影响了20年代以后中国国学研究“另辟一新天地”,并“开出许许多多古人所梦想不到的好法门”[46]的,有着雄厚学术力量和优良学术传统的北京大学,在国学研究再度兴起之中又担起了历史的责任。北京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古典文献研究所、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一大批科研机构建立起来出版了大量论著,取得了丰硕成果。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研究中心的建立和取得的成就,是新时期北京大学国学研究在一定领域的集中表现。为了继承和发扬北大国学研究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北大人文学科的学术优势,更深入地发掘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促进社会现代化和学术事业的发展服务,1992年1月6日成立了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著名学者袁行霈教授任中心主任[47] 。当中心成立一年半,中心大型学术年刊《国学研究》第一卷出版不久,《人民日报》即以“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为题予以长篇报道。文章认为“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对“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48] 给予肯定。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六年来,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发扬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大量工作,成就显著。这六年中所做贡献大致可分为三部分:1.致力于专深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国学研究丛刊》及《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2.利用现代传播技术,把高雅文化普及到大众,先后推出电视片《中华文化讲座》100集、《中华文明之光》150集,出版了《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中华文化座讲丛书》、《中华文明之光》;3.加强国际交流,召开了汉学研究国际会议。

《国学研究》已出版五卷,共收入120篇学术论文,计316万字。前两卷发表的50篇完全是校内专家的研究成果。为扩大影响,加强校内外学术交流,从第三卷开始校内外稿件兼收,并“对所有来稿均一视同仁”[49]。该刊首卷1993年问世,创刊之初中心主任、《国学研究》主编袁行霈教授即树立了这样一个目标:“《国学研究》既要以继承以往国学的优良传统,也要具有当代特色,要将它办成开放的刊物,使它成为新国学的一面旗帜。”[50]为达到此高标准,编委会坚持质量第一,严格审稿制度,并进一步明确要求“不求一时的轰动效应,而求长久的查阅率和参考价值”[51] 。为了这份刊物,从中心主任到编委会成员、秘书处成员,大家殚精竭虑,同心协力。1993年3月《国学研究》首卷出版了,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应,一位学者热情地评论说:“这是我国当代国学研究方面高层次、高水准、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第一等的学术!”[52] 8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署名文哲的文章《久违了,“国学”》,赞扬北大开展国学研究的见地和气魄[53] 。除《人民日报》外,《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文艺报》、《法制日报》等报刊不断报道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动态与成就。《国学研究》的影响日益扩大,加上《国学研究丛刊》11种13册:《中国文学简史》(林庚著),《汉唐史论稿》(汪篯著),《来之文录》(季镇淮著),《〈孙子〉古本研究》(李零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王小甫著),《唐代财政史稿》(上卷,一、二、三分册,李锦绣著),《三国演义丛考》(周兆新主编),《清一条鞭法》(袁良义著),《义和团史事考》(林华国著),《中国传纪体文献研究》(王锦贵著),《中国兵学文化》(张文儒著)等的出版,为张岱年先生关于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文化重镇[54]的论断作了很好的注脚。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国学经历了由保存而研究而普及的过程。今天现代化的传播技术更有利于人民大众接受高深学术。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央电视台、美国南海有限公司等单位合作,先后推出的《中华文化讲座》系列片100集,《中华文明之光》电视片150集,发挥影视艺术的特长表现手法,以优美的画面、悠扬的音乐来配合生动的讲解,使高雅而深刻的内涵变得通俗易懂,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播出后反响强烈,得到各界人士(含海外华人)的一致好评。许多人从中了解了中华文明的久远、灿烂、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贡献,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激发了爱国热情,被认为是“主题鲜明,知识性强,寓教于乐,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是格调高雅,深入浅出,不多见的好片子,是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55] 。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于1995年4月15日致函北京大学、中央电视台予以鼓励和祝贺:“……你们利用现代化传播媒介,把大学课堂延伸到了社会,把高雅文化普及到了大众,以优秀的传统文化去陶冶人的情操,鼓舞人的斗志,这种努力值得充分肯定……”[56] 这套节目曾多次获奖,在社会各界领导与群众的认识、肯定、鼓励下,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为了充分发挥这套教材的良好作用,除出版发行音像制品满足需求外,还与有关出版部门联合分别编辑出版《中华文化讲座丛书》、《中华文明之光》文本及配图本、《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等以适应不同层次的需要。这种把中国传统文化以各种方式推向全国、进而使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可以收看的做法,在普及、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史上是第一次,影响之大是空前的。

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在人类历史上发出过耀眼的光辉,而且其中无数瑰宝至今仍光芒四射,被各国有识之士看作译解人类当前面临的资源、环境、人口等重大问题的密码之一。因此,传播、交流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成果与方法,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便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有鉴于此,中心努力开展对外交流,不仅与国内有关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报刊杂志、电台、出版社密切合作,或互访讲课、或共同研究,而且中心学者多次应邀出席有关国际会议、访问讲学,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让世界了解中国,使中国走向世界。特别是作为北大百年校庆活动之一召开的“汉学研究国际会议”,是北大百年史上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一次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约三百名学者与会,他们来自中、日、美、英、法、德、俄等十八个国家和地区。会议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大格局角度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获得了许多新的有益的成果。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人口、资源等人类共同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生命力被世界各国所重视。这次盛会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增添了闪光的一页。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在取得令人注目、社会各界普遍称赞的成绩之后,定出了更高的目标:1998年后,要进一步组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项目,力争取得突破性进展,真正推动学科向前发展,同时进一步加强国际汉学交流,努力使本中心成为国际知名的研究中心之一[57]。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代表中心研究水平和动向的《国学研究》一方面扩大了编委会,增加了科技史专家,扩大研究领域;一方面向社会开放,广泛吸纳校内外的稿件,只看文章质量,不看作者何属等等,都是有力的举措。为了给中心的发展加一把力,我们不妨温故而知新,从1926年元旦顾颉刚先生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写“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得些启示。他说:“国学是甚么?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而“国学方面的材料是极丰富的”,对这些材料如果“用了新的眼光去看,真不知道可以开辟出多少新天地来,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新的工作可做。”[58] 顾先生所说的新眼光是什么呢?是注重事实和学术平等。他指出:“我们现在研究学问,应当一切从事实下手,更把事实作为研究的归结。”而“凡是真实的学问,都是不受制于时代的古今、阶级的尊卑、价格的贵贱、应用的好坏的。……所以我们对于考古方面、史料方面、风俗歌谣方面,我们的眼光是一律平等的。我们决不因为古物是值钱的骨[古]董而特别宝贵它,也决不因为史料是帝王家的遗物而特别尊敬它,也决不因为风俗物品和歌谣是小玩意儿而轻蔑它。在我们的眼光里,只见到各个的古物、史料、风俗物品和歌谣都是一件东西,这些东西都有它的来源,都有它的经历,都有它的生存的寿命,这些来源、经历和生存的寿命都是我们可以着手研究的,只要我们有研究的方法和兴致。”[59] 所以国学研究的前景是很广阔的。


(本文原载《国学研究》,第6卷)


附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变迁经历过四个阶段:国文门研究所时期(1918~1921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时期(1921~1932年);北京大学研究院文史部时期(1932~1934年);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时期(1934~1952年)。

[1]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一卷,第57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月。

[2] 陈以爱《〈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一份“新国学”的研究纲领》,台湾,1998年5月。

[3] 上海国粹学报馆编《国粹学报·略例》,第一年第一号,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4] 上海国粹学报馆编《国粹学报·国学保存会小集叙》,同前。

[5] 上海国粹学报馆编《国粹学报·发刊词》,同前。

[6] 《京报》1935年3月11日。

[7] 上海国粹学报馆编《国粹学报·黄叙》,第一年第一号,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8] 同上。

[9] 四川国学院《四川国学杂志》第一号,1912年。

[10] 清华国学研究会《国学丛刊》,1914年6月1日。

[11] 北京国学研究会《国学丛刊》,1911年。

[12] 《东方杂志·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第13卷第10号,1916年10月。

[13] 《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号,1917年11月16日。

[14] 《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1月16日、11月22日、12月4日、12月27日、1918年4月22日等。

[15] 《北京大学日刊》第一四九号,1918年5月29日。

[16] 《北京大学日刊》第七六七号,1920年12月14日。

[17]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三期、第十一期、第二十四期等。

[18] 《北京大学日刊》第二三八二、二三八三号,1930年4月12日、14日。

[19]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20]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四卷第一号,1934年。

[21] 上海国粹学报馆《国粹学报·发刊词》,第一年第一号,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

[22]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第一卷第一号,1923年1月。

[23]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三期,1925年10月28日。

[24] 《京报》,1933年4月25日。

[25] 《京报》,1934年7月16日、9月26日、10月25日,《北平晨报》,1934年7月17日、7月26日、9月19日、9月28日、10月13日等。

[26] 见北京大学档案·全宗号(一)·案卷号292。

[27] 《北平晨报》,1934年9月19日。

[28] 《北平晨报》,1935年11月22日。

[29]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六卷第一号,1936年。

[30]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31] 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

[32] 《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七卷第一号,1950年7月。

[33] 王学珍等《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

[34] 《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35] 《世界历史》,1983年第4期。

[36] 《光明日报》,1983年9月28日。

[37] 《历史教学》,1984年第3期。

[38] 《青年论坛》,1985年第6期。

[39] 《世界经济导报》,1985年5月20日。

[40] 《光明日报》,1985年7月1日。

[41]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年第1期。

[42] 《复旦学报》,1986年第3期。

[43] 《文史知识》,1998年第5期。

[44] 张立文等《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

[45] 逮耀东《胡适与当代史学家》,第148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

[46]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三期,1925年10月28日。

[47]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手册》1998年5月。

[48] 《人民日报》,1993年8月16日。

[49] 《国学研究》,第三卷,第649页,1995年12月。

[50] 同上,第655页。

[51] 同上,第650页。

[52]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手册》,第36页,1998年5月。

[53] 《国学研究》第二卷,第600页,1994年7月。

[54]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手册》,第37页,1998年5月。

[55]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手册》,第36页,1998年5月。

[56]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手册》,第21页,1998年5月。

[57] 《国学研究》第五卷,第625页,1998年4月。

[58]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二卷第十三期,第10-11页,1926年1月6日。

[59]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二卷第十三期,第1-2页,1926年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