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史馆

北大的才女——郝诒纯（生物地层学、微体古生物学家）

2020-03-29

郝诒纯同志是一位著名的女地质学家，她从事地质科学实践和研究工作，付出了比一般男同志更多的艰辛，近些年她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重要职务，参加许多政务和社会活动，但仍然坚持教学岗位，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地质学方面的人才。郝诒纯同志工作严肃认真，待人谦虚和蔼，平易近人，令人十分敬佩，在我的记忆中留下深刻印象。

——雷洁琼

郝诒纯（1920-2001），女，湖北咸宁人。生物地层学、微体古生物学家，地质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1946年清华大学地层古生物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讲师；北京地质学院副教授，普通地质教研室副主任，古生物教研室主任；武汉地质学院教授；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教授。曾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微体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第二届地层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名誉副主席；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常委；全国人大常委、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曾被评为湖北省先进科技工作者（1978），北京市三八红旗手（1982），全国三八红旗手（1983）。获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1999），李四光地质科学荣誉奖（1999）。长期致力于古生物学、地史学、生物地层学和微体古生物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古生物学》（与杨遵仪、陈国达合著）、《古生物学教程》（杨遵仪、郝诒纯主编）、《微体古生物学教程》（郝诒纯、茅绍智主编）、《论中国非海相白垩系的划分及侏罗—白垩系的分界》，《塔里木盆地西部晚白垩世—第三纪地层及有孔虫》等。

年轻的革命者

郝诒纯，1920年9月1日出生于武汉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原籍湖北咸宁。父亲郝绳祖（号筱章）曾在法政学堂学习法律，后又学过中医，早年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老同盟会会员，后加入国民党。郝诒纯从记事起，就经常见父亲为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家里召开秘密会议，母亲在门口望风放哨。她1925年9月入武昌模范小学读书。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汉，成立了国民政府，父亲参加政府工作，母亲也参加妇女协会的工作。父亲常对母亲说：“要让人人都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道理，各阶层的人士都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才能救中国。”这些话她也记在心里，盼望着快点长大，好和大人们一起参加反对黑暗统治的斗争。在国民政府成立后的时间里，她和小学的许多同学也参加了许多革命集会，校园里也传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的革命歌曲。这是她童年最欢快的时光。

风云突变，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她父亲被扣上“左派”、“亲共”的罪名，遭到反动政府的通缉和追捕，被迫逃离了家乡。父亲的同志帮助母亲带着她和弟弟，躲进了一座天主教堂，总算没有遭到反动政府的屠杀。母亲在教堂里教济贫班。从此，她和弟弟失去了欢乐。她一直不明白，世道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一次，她问母亲：“父亲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为什么要逃到这里来。”母亲连忙捂住她的嘴说：“你爸爸没有罪，他和共产党人都是爱国的，而那些迫害他们的人才是有罪的。以后千万别再当着人问这种话！”他们在教堂里整整两年，从来不敢出门，更不敢去上学，母亲教他们二人学文化，还经常给他们讲历史上民族英雄和革命志士的故事。两年的藏匿生活，母亲给他们姐弟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基础。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她从小就萌芽了将来做一名教师的愿望。

后来，父亲有了下落，把他们母子接到北平。1930年9月至1933年7月，她在北平师大第二附属小学读四至六年级。家庭中的耳濡目染，使少年的郝诒纯在政治上比同龄的孩子显得早熟，自幼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愤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她，心情像压了磨盘一样沉重，她思考了许多不该由她这个年龄的人思考的问题，她对同学说：“再不抵抗，北平也要沦亡了，我们不能等着做亡国奴啊！”

1933年9月，她考入北平师大女附中读初中。1935年6月，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何梅协定”强迫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和河北；11月，策动汉奸殷汝耕在通州制造了一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不久，又企图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制造第二个“满洲国”。面对华北危急的形势，蒋介石政府对日寇的进逼妥协退让，北平地下党发动爱国学生举行了“一二·九”大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的郝诒纯与师大女附中的同学一道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不久，她被选入学生自治会，任北平学联的交通员，并参加了全市妇女救国会。为了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学联根据地下党的指示，1936年初组织了南下宣传团，郝诒纯也积极报名参加，但临行前，宣传团负责人劝说年龄小的初中同学一律留下，不要去。因此，她没有去成。宣传团在结束工作前，集体商议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抗日青年团体叫“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女附中的几位高中同学回校后，联络她和少数积极分子成立了民先小组。1936年2月，北平民先队总队正式成立。3月，因民先队员迅速增加，在总队和分队之间建立了区队，郝诒纯被推选参加组建区队的工作，任区队干事和民先队的交通。1936年暑假前被推选为西城区队队长。

1936年夏，她初中毕业，按三年的平均成绩，应免试升入高中，但学校通知家长说，她一年来煽动同学闹事，扰乱学校秩序，不但不予保送，也不准投考本校高中。虽经家长抗议，好几位老师力争，学校当局都置之不理。她考虑北平市立女子第一中学政治环境好，便考到该校读高中。暑假以后，民先队改按数码编区队，西城区队所辖分队作了调整，并改为第六区队，郝诒纯仍被选为区队长。民先队员经常过组织生活，区队部发动队员参加学联组织的时事报告会，帮助大家认识抗日救亡形势，阅读《共产党宣言》、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马列著作及进步书刊，提高队员们的政治觉悟，组织领导队员发动同学参加“六一三”反对日寇增兵华北的游行。1936年11月，傅作义部队在绥远抗击日寇获胜，六区队组织队员募集慰劳品，参加前线劳军，参加“一二·一二”援绥（远）示威游行。双十二游行后，许多学联干部被捕，六区队按照总队部指示，积极参加“被捕同学后援会”的工作。

中共北平地下党对这个热情、积极、坚定、精干的“小革命”着意培养，1936年12月发展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她才16岁，就担起了一个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责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党组织指示凡公开露过面的党员一律撤离。郝诒纯撤离到天津，组织关系转到天津学委，组织上让她和几位同学考入英租界耀华中学特别班（即补习夜校）就读，以高中学生的公开身份在天津开展敌占区青年的地下工作。她担任民先队天津地方队部组织委员，地方队部党支部组织委员，负责组织、学生、妇女工作。郝诒纯常给队员们介绍政治形势，传阅进步书刊，安排募捐活动，救济津郊受难同胞，送信传讯，购买药物，绘制、晒印地图，接送来津队友转移去解放区，组织读书会，吸收新队员。在日寇铁蹄下进行这些工作，极其艰巨危险，随时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她在青年时代就表现出革命者坚定英勇的优秀品格。

一年以后，日本特务暗杀了耀华中学校长，个别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指示郝诒纯离开天津。去哪里呢？当时有两条路，一是去冀中打游击，一是走海路经青岛、上海、香港、广州到武汉，辗转去延安。因为路上随时可能遇到敌人检查，两条路都不能带组织关系。他想到陕北公学去学习，选择了第二条路。她与两位同学经过近一个月的艰难跋涉才到了香港，不料正赶上日寇要打通粤汉路，因此由港赴汉成了泡影，三个人一时成了“没娘”的孩子。当时，香港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对于过境的“流亡学生”限期离境。到哪里去呢？清华大学马约翰教授的夫人是与他们同船到达香港的，马教授在送走最后一批经港赴滇的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后，留港接家属一起赴昆明，马教授劝他们一同去昆明，“去考个学校吧，那样生活就有着落了。”就这样，为了生计，郝诒纯和几位平津的流亡学生，在马约翰教授的带领下，经海防、河内，由滇越铁路到了昆明。

为振兴中华学习地质

1938年夏，经党组织同意，郝诒纯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社会学系。郝诒纯能成为地质队伍中的一员，坚持地质工作数十年，首先要感谢她初中时的地理教师——后来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教授王钧衡先生。他讲课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语言生动风趣，易懂易记，很受同学欢迎。他寓于讲授中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愤慨，深深地感染着学生，使他们既学到知识，又受到爱国主义教育。郝诒纯是从王老师那里知道有地质学这门科学的，并获得了对它的粗浅认识。王老师讲，中国应该多培养一些杰出的地质人才，将来要从帝国主义者手中夺回被掠夺的矿产勘查、开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西南联大入学不久，她参加一项课余活动，怀着对地质学的好奇，随着高年级同学几次访问知名地质学家袁复礼教授，袁老师对地质工作进行了深入浅出、广博丰富、语言生动的说明，介绍了我国优越的地质条件，指出发展我国地质科学，不仅能促进本国找矿勘探事业的发展，对振兴经济起重大作用，还将对提高地质科学的国际水平产生重大影响。在讲到我国地质科学的发展和矿产资源的开发处处受帝国主义文化和经济侵略的箝制时，袁老师的痛心与愤慨，激起他们深刻的共鸣。袁老师讲的当年他和一些青年学者为抵制西方势力对我国地质资料的掠夺、维护研究本国地质的自主权所作的斗争，深深地打动了这些学生。当她问起，女生体力和身体素质不如男生，是否不宜学地质时，袁老师指出，地质学是一门科学，研究科学最需要的是勤奋、刻苦和毅力，而不仅仅是体力，并引用“有志者事竟成”、“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两句古训，指出，只要立志坚定，专心致志，想办法克服困难，男生、女生都能学好地质。

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第二次合作，全国团结抗日的初期，郝诒纯和不少想学地质的同学都天真地认为，抗战胜利不会为时太远，胜利后产生一个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必定会积极进行经济建设，那时他们学以致用，定能大显身手。袁老师的指导加上这种想法，使她下了学地质的决心，在历史社会学系读完一年级后，毅然转入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以实现她向往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的愿望。

转系需要转出系系主任和转入系系主任批准，才能注册。她的申请经再三恳求方获历史社会学系系主任的批准。当时听说女生学地质历来不受欢迎，要求入系颇难，若是入不了地学系就无退路了。她忐忑不安地走进地学系主任孙云铸教授的办公室。孙老师正用放大镜观察一块标本，在她说明来意，看了她的申请表和成绩单后，连说：“不错，不错，你学得不错”，接着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说：“啊，你是女生”，把她吓了一跳。不料，老师接着说：“很好，学地质的女生太少，欢迎，欢迎”，爽快地批准了她的申请，还拿起那块标本对她说：“这是珊瑚化石，就产在云南，将来你要学的。”系主任的亲切、热情与风趣，出乎她的意料，不但没有拒绝女生，还表示欢迎，对她真是莫大的鼓舞，大大坚定了她学地质的信心。

下决心不易，用实践实现决心更难。入学后头一次野外实习就给了她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是初次参加野外实习，头天准备到午夜，当天清晨，同宿舍的一位高年级大姐，怜惜她学地质辛苦，煮了一大碗面条和三个鸡蛋，让她吃得饱饱地上路。谁知睡眠不足，吃得过饱，站在柴油发动机的卡车上，一路颠簸，油烟熏人，使她感到非常恶心，未到郊区就不得不要求停车下来呕吐。这下可引起了纷纷议论，好心人劝她：“学地质太辛苦，你一个女生，身体单薄，何必硬要受罪，考虑转系还来得及”；有的人说：“女生学地质就是不行，迟早要转系”；个别人甚至说：“像个娇小姐，学什么地质，趁早转系”。她没有想到自己那样无用，既羞愧又痛心，在同学们面前总觉得抬不起头来，曾想换个环境，改学别的专业。但想起袁老师的教导，想起“有志者事竟成”的古训，想起父亲从小要求她有坚定的志向，要有百折不挠的勇气，始终不渝的毅力，父亲把动摇不定、朝秦暮楚看成一个人的品质问题。想到这些，她检讨了自己动摇的想法，发誓要用以后的努力来增进人们对她的了解，纠正人们对自己的偏见，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女生和男生一样，都能成为合格的地质工作者。

然而，学习地质学毕竟是野外实践训练和室内理论学习并重的，需有较多的体力劳动，女性的困难自然会多一些。当年她的老师们全都年富力强，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最初参加野外实习，只觉得老师们健步如飞，登高山如履平地，几个女生一路小跑，赶到观测点时，老师已讲授过半，回到驻地整理野外学习记录时，本上多半空白，虽然好心的男同学会借给她们抄，但这样能学到什么东西呢？无怪不到一学期，女生走掉了一半。她不愿放弃选学地质的初衷，想起袁老师讲过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古训，她用心思，想办法，努力增强自己的体力和体能。当时走出校舍就是郊外，她每天走出去练一阵跑步。战乱切断了她的家庭接济，每周四次到城里打工，往返步行90分钟。节假日约几位同学练习登山。还在郊外学习跨沟渠、跳田埂。她还成了地学系，也是全校女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

她坚持自我锻炼收效很好，第二年到野外实习，再也不怕路途险阻和崎岖，步行、登山的能力都有提高，不但不再掉队，还超过了文弱一点的男同学，她具备了接受野外地质锻炼的条件。她认为，这是学地质最基本的基本功，是她能在老师们的精心培养和严格要求下学会系统的野外地质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也是她后来能长期坚持地质工作的基础。

在西南联大，郝诒纯仍然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昆明原有个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北平的“民先”队员到昆明后，组织了“民先”云南地方队部，郝诒纯任组织部长。为统一领导，“抗先”合并于“民先”，扩大队伍，1939年发展到近百人。这时，形变发生变化，“民先”这类组织已不适应学生抗日救亡的需要，中共中央南方局于1939年9月重申撤销“民先队”组织的决定，西南联大的“民先队”宣告结束。在此之前，1938年底，根据党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和群众团体公开化的原则，西南联大革命青年就以“民先”队员为骨干，组织了公开活动的群众社团——群社，郝诒纯是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群社从为学生谋福利着手，得到群众的信任，进而举行时事报告会，开展各种文娱体育活动，创办《群声》、《大家看》壁报，组织歌咏队、话剧团、夏令营等，社员发展到400多人。

西南联大于1939年成立学生自治会，按章程规定，学生自治会组织机构有：代表大会、干事会和监察委员会，一般每年改选一次。1940年12月，第三届学生自治会改选后成立，郝诒纯任代表大会主席。1941年10月，第四届学生自治会改选成立，自本届起只设理事会，郝诒纯任理事会主席。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国统区搞白色恐怖，各种进步活动基本停止，学生自治会陷入半停顿状态，郝诒纯挺身而出，尽量使学生自治会在可能条件发挥一定作用。地下党决定从西南联大撤走一部分学生，郝诒纯帮助部分同志离开昆明。1942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攻占香港，逃离的人买不到机票，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垄断飞机专运私人财产，甚至连洋狗也运回重庆。恶迹暴露后，西南联大学生发起“反孔”游行，郝诒纯积极参加。国民党为镇压学生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5年12月1日发生“一二·一”惨案，革命青年掀起新的爱国民主运动，当同学上街宣传遭反动派迫害致伤时，她与在美国新闻处兼职的中外进步人士给予积极援助。

虽然，从事学生运动花了不少时间，但她学习功课也抓得很紧，功课很好，1942年暑假前，学校要求的学分已经读完，想找一份工作，她想去原中央地质调查所，但得到的答复是“不欢迎女的”。她为找不到工作而苦恼。袁复礼老师知道后，鼓励她考研究生，袁老师认为，抗战必胜，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当研究生能够拓宽和加深所学，不至于虚度年华，可以等机时机学以致用。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她在云南省建设厅地质调查所谋到一个技士的职位，同时兼任云南大学矿冶系“半时助教”，半时工作，一半薪水，一面工作，一面苦读备考。1943年考取清华大学理科研究所地学部的研究生。从此，决定了她永当一名地质工作者的人生道路。

尽心竭力精益求精

郝诒纯在读研究生期间学习和工作都做得很好，但未能按期完成毕业论文，因为抗日战争后期，国统区社会治安极坏，女生出野外搜集论文资料非常危险，导师为她安排了两名低年级男生陪同出野外，但学校经费困难，三个人的花销相当一部分要自己筹措。她自己的生活费都很困难，这笔费用到哪里去筹措呢？直到1946年在北大任教后，孙云铸老师建议，利用早年陪同导师到滇西搜集的资料补写一篇研究生论文。因她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学习成绩优异，1946年获中国地质学会颁发的第二次“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

194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前，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安排，郝诒纯曾短期到北平军调部任国民党方面的英文秘书，当年4月至7月间，曾先后两次发现并设法拿出有关要逮捕我方人员的黑名单，转交给中共地下党组织，避免了敌人的破坏。

1946年夏，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返回原址，孙云铸教授回北大任地质学系主任。离开昆明前，孙老师约郝诒纯到北大任教。不料，回北平后，理学院院长以妇女不宜做地质工作为由，坚决反对地质系聘用女教员，经孙老师再三请求，还联合生物系两位知名女教授力争，方同意聘用她为系务秘书兼助教。看到孙老师为了聘用她左右为难多方奔走，曾表示愿放弃北大职位，另谋他就，但孙老师劝她不要放弃专业，并教导她：做任何事情都要靠个人的主观努力和坚强的意志与毅力。孙老师的开明和爱护，给了她极大的鞭策和鼓舞，她曾发誓要努力拼搏，做出点成绩来为妇女争口气。

1946年至1952年，她作为孙老师的业务助手和系务助手，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孙老师为地质教育的发展，为地质人才的培养孜孜不倦的精神与风范，对她教育至深。她曾说：“从孙老师的身体力行和潜移默化，我体会到了献身教育事业的意义，我能够坚持地质教育工作几十年没有掉队，是老师给我打下的思想基础。”

郝诒纯在北大地质学系历任助教、研究助教、讲员、讲师，为孙云铸教授的古生物学和地史学课程助课，还讲授过普通地质学、光性矿物学、工程地质学等课程，这不仅表明她教学任务繁重，也反映出她地质学基础扎实，知识面广，由于室内和野外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好，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和好评。在忙于教学工作和系务工作的同时，还抓紧时间进行科学研究，194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地质卷）刊登了她的论文《云南西部笔石群之发现》（英文），她的研究证明，滇西发育了与英国中志留世相似的含笔石中志留世，在地层学和古生物学上有重要意义。她对所承担的教学工作和系务工作，总是尽心竭力去做，精益求精，孙老师称赞她是“标准秘书”。她这种优秀的作风和品格体现在她的全部工作中。新中国成立后，郝诒纯因思想进步，工作能力强，1950年1月被推选为北京大学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秘书处处长，还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讲师、助教代表。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郝诒纯调到北京地质学院，先后任讲师、副教授，讲授普通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地史学，微体古生物学和微体古生态学等课程，曾任普通地质教研室副主任，古生物教研室副主任。1954年，她带领生产实习队为山西某生产单位填制了两幅半1:5万地质图，提交了4个煤田的详查报告，都一次通过，受到地质部的表扬。1956年她与杨遵仪、陈国达两位教授合著的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古生物学》出版，这是我国古生物学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教材。

1957年，她奉派去前苏联进修，学习古生物学与地层学。她请教孙云铸老师，如何确定进修方向。孙老师认为，我国已有的地层学研究比较集中于古生界，前寒武系和中、新生界研究不够，今后应加强老、新两头的研究，结合古生物以研究新的一头为好。还认为古生物的研究应向微观发展，主攻中生代微体古生物，是个较好的进修方向。她还与杨遵仪教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他们分析了微体古生物能在国家经济建设中解决很多问题，但微体古生物作为一门学科，我国的研究却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于是，从国家需要出发，确定以微体古生物为主要进修方向。到莫斯科不久，又接孙老师来信，嘱她研究工作要海陆并重，以适应国内的需要。

进修期间，她参加了边远地区1:5万地质测量，中、新生代海相地层和微体化石群的研究，辗转于莫斯科、高加索、克里木的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研究有孔虫、介形虫及其生物地层学，在高加索的原始森林和里海北岸峭壁悬崖地区进行野外地质工作。艰苦生活的锻炼，辛勤汗水的浇灌，换来了业务上的丰收，她用俄文写出的《苏联克拉斯诺达尔边区诺沃罗西斯克一带白垩—第三纪有孔虫及其地层意义》的论文，在莫斯科大学学术委员会上宣读，与会的莫斯科大学和前苏联科学院的专家们一致认为，郝诒纯的论文是对工作地区白垩—第三纪地层和有孔虫动物群第一次系统的总结，提出了地层划分、对比的正确方案和有孔虫的生物地层序列。进修期间，她还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前苏联微体古生物及地层古生物学教学和科研的情况，收集了有关资料，圆满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她的进修任务。

1959年秋回到祖国，随即投入新的工作。她和杨遵仪教授筹办了地层古生物学专业。运用国外研究的成果及工作方法，积极开展微体古生物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为地层古生物学专业和石油地质专业的学生开设微体古生物学课程，编写出我国第一本《微体古生物学》讲义，热情支持和帮助在北京地质学院举办孢粉培训班，邀请前苏联专家来校讲学，组织教研室的教师开展侏罗纪—白垩纪生物地层研究，主持“辽宁阜新含煤盆地中生代地层及介形虫化石”课题的研究，为石油地质专业讲授新开设的“中国中新生代陆相地层古生物学”课程，随后又为地层古生物学专业讲授“介形虫”专题课。由杨遵仪、郝诒纯主持，杨遵仪、郝诒纯、何心一、李晋僧、杨关秀分工修编的《古生物学教程》，作为高等学校教材试用本于1962年出版。

根据我国政府与古巴政府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1963年，郝诒纯被派往古巴帮助开展白垩—第三纪海相地层和微体古生物的研究，指导地下水勘查和石油普查。当时的古巴，社会很不安定，巴蒂斯塔政权被推翻以后，一些旧政权的人员与外国反对势力相勾结，不时在各地制造事端。这时到古巴从事技术援助工作要担很大风险，何况还是个女性。但郝诒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到古巴以后，受援单位一看，中国派来的是个女专家，训练班不办了，只让她做点室内工作。然而，他们原来进行的野外工作质量很差，无法以此进行室内研究。于是，她带上跟自己学的两名大学生到野外看“标准剖面”，手把手地教他们实测地质剖面等野外地质工作方法，使两位大学生受到很好的训练。当局知道后，主动找我大使馆提出，要求将她延聘一年。在援古的第二年，古巴的5个省她都去进行过地质考察，原来停办的培训班又办起来了，她组织培训的地质测量和野外地层调查人员，后来都充实到古巴各地的地质机构工作了。她还写出援外合作报告《古巴白垩—第三纪地层及有孔虫动物群》（英文）。

“文化大革命”中，郝诒纯也遭受了磨难，但她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为了不荒废业务，尽可能给国家作点贡献，1974年，她和几位年轻同志与生产部门合作，先后到塔里木盆地和大港油田开展科学研究。当时北京地质学院正要全迁到武汉，从野外回来后，被人诬为用科研压迁校，不许她继续做室内研究。作为一名科学家，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失去科学研究的权利。经过一再努力，终于得到刚刚恢复工作的高元贵老院长的支持，给她三个月的时间从事室内研究。她和助手曾学鲁借用一间小陈列室作为工作室，冒着冬天的寒冷，完成了大批微体古生物的处理、鉴定和研究任务，写出了科学论文初稿，为有关部门进行油田普查与勘探提供了重要基础资料。

开拓前进科研硕果累累

我国的石油资源，既产于以有孔虫为重要划分对比标志的海相地层，又产于以介形虫为重要划分对比标志的陆相地层，郝诒纯认识到，研究有孔虫和介形虫对找寻油气资源同等重要。因此，她从国家需要出发，而向经济建设，在微体古生物学和生物地层学领域开拓前进，并取得卓越的成就。

20世纪60年代初，郝诒纯和她领导的科研组参加了大庆找油会战，三次赴大庆进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野外考察与研究。“文化大革命”中，她顶着压力与中国地质科学院的同志合作，整理了“文化大革命”前积累的资料，写出《松辽平原白垩—第三纪介形虫化石》，于1974年出版，这是对我国非海相白垩—第三纪生物地层和介形虫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出版后，对生产和科研起了很大作用。世界上对微体化石的研究，以美国和前苏联开展最早，但当时尚未发表过介形虫与陆相生物地层及石油勘查相结合的专著。上述成果，以及她参与完成的《黄骅凹陷第三纪的岩相古地理及生储油条件》专著，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集体成果奖。

郝诒纯与裘松余、林甲星、曾学鲁编著的《有孔虫》专著，于1980年出版，该书全面总结了当时国内外关于有孔虫化石的资料及其对生物地层学与石油勘查的意义，既是教学、科研与石油勘查的一本很好的参考书，又是进行有孔虫属一级鉴定和确定动物群面貌的一本重要工具书。她主持的“新疆塔里木西部的生物地层研究”，对晚白垩世英吉莎群与第三纪海相地层进行了详细的划分对比，建立了完整的生物地层层序、系统研究了所含的有孔虫化石及其古生态和古地理意义。她和曾学鲁等撰写的论文《塔里木盆地西部晚白垩世—第三纪地层及有孔虫》（1982）专著中，重新划分的该区第三纪地层单位，被生产单位广泛采用，该成果获地矿部科技成果二等奖（1985）。她们发现和鉴定的一些新属种，得到国际上同行专家的认同和采用，美国两位研究有孔虫的著名教授小雷勃里奇（Jr. A. B. Loeblich）和塔潘（H. Tappan）在其有孔虫属级分类的专著中全部收入了他们发现的有孔虫新属。自1979年开始，她应中国地质科学院之聘，指导对中国白垩系研究进行系统总结，主编完成了《中国地层》第12卷《中国的白垩系》一书，《中国地层》获地矿部1985年科技成果一等奖。

郝诒纯对国际上微体古生物研究的新理论和新动向十分敏感与关注。她是我国开创钙质超微化石研究的专家之一，并在我国东部油田第一个鉴别出第三纪的超微化石，为地质系统培养了国内第一个主攻超微化石研究和海洋地质研究相结合的研究生，填补了微体古生物研究的又一项空白。早在80年代初，她就指导研究生将计算机技术引入微体古生物学的研究，设计、建立了“微体古生物学微型电子计算机辅助研究系统”，经过六年的探索，研制完成了“新生代浮游有孔虫自动化鉴定软件”，1987年12月通过部级鉴定，被评为“达到国际上80年代水平”，被有关生产单位采用，提高了鉴定效率数十倍。她还指导博士后研究人员利用该系统成功地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了某些类别的个体发育与系统演化的研究，取得优异成果。后来又支持她指导的博士研究生雷新华和几个年轻人，进一步开发计算机技术，并应用于含油气盆地的构造分析和演化研究，经过这批年轻人的发奋努力，获得了具有很高实用价值和广泛应用前景的重要成果。

郝诒纯在我国首先倡导和应用微体古生物多门类综合研究，解决地层划分对比问题，推断古环境及其变化。1988年，她与阮培华等发表的《西宁民和盆地中侏罗世—第三纪地层及介形虫、轮藻化石》论文，获石油部门科技成果奖。她培养了我国研究化石放射虫的第一名硕士和研究高肌虫害的第一名博士，促进了微体古生物的多门类综合研究。上世纪70年代末，她意识到：从地质科学角度去认识海洋和开发海洋的重要性，领导科研集体与校内外有关同志合作，主持开展了我国海域半深海、深海及边缘海盆地微体生物群及其地层学、古气候学、古海洋学意义的研究。1988年与曾学鲁等发表了《冲绳海槽第四纪微体生物群及其地质意义》的专著，获国家教委科技成果二等奖。1989年与阮培华等发表的《西沙北海槽第四纪微体生物群及其地质意义》的专著，获地矿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6年，与徐钰林、许仕策等发表《南海珠江口盆地第三纪微体古生物及古海洋学研究》的专著。鉴于各国竞相研究和开发海洋，郝诒纯组织带领一批中青年教师积极参与推动我国加入大洋钻探计划（ODP）的活动，支持有关教师获得由中国专家主持的ODP184航次，在南海海域进行深海钻探，开展东亚季风研究的机会，取得初步重要成果。为了迎接向海洋进军的重大挑战，中国地质大学授命郝诒纯和一批年轻同志与国土资源部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合作主持筹建海洋地学研究中心，经一年的积极努力，于1999年4月正式成立，投入我国海域的研究工作，郝诒纯任该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为该中心的建设和发展作出宝贵的贡献。

严谨治学精心育人

郝诒纯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讲授过“普通地质学”、“地层学和地史学”、“古生物学”、“微体古生物学”等多门地质基础课和专业课。她是一位严谨治学的老师，每次上课都非常认真，她的教案总是写得整整齐齐，明明白白，讲课深入浅出，有条有理，口齿清晰，板书很好，学生很愿意听她的课，教学效果很好。她十分重视教学基本建设，她主编和参加编写的6种教材中，合编的《古生物学教程》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1987），《微体古生物学教程》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特等奖（1993）和国家科委科技进步三等奖（1997）。她坚持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发表科学论文50多篇，专著7部。她认定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好，做到底。她使我国发展石油工业急需的微体古生物学科，从无到有，从课堂走向生产，靠的就是这种精神；她一直瞄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微体古生物学研究最早、成就突出的国家，学习他们的先进成就，又与他的展开竞争，靠的也是这种精神。

在电镜室指导学生

她对学生的要求非常严格。研究生采集的标本，她要一个一个地检查，一个一个地指导。对年轻教师的要求也很严格，要求他们提高全面的素质，既能讲好课，又能跑野外，搞科研。她对自己也同样是高要求，热爱自己的事业，竞竞业业地工作。她常说：“沙滩上盖不起大楼来”。她认为，掌握知识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对待在获取知识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在旧社会妇女学地质困难很大，曾有人劝她改行，但她认为：我既然学了地质，就要热爱它，克服一切困难学好它。见异思迁的人往往一事无成。她非常重视合作的精神，非常关心人，无形中凝聚着她的助手和学生共同做好工作。

郝诒纯培养了14名博士生、20多名硕士生、一批博士后研究人员和进修人员，其中许多人已成为我国古生物学科和微体古生物学科带头人和骨干力量，有的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内外知名的古生物学家。一批年轻的教授、副教授在教学、科研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的已取得突出成绩。学生们谈到导师对他们的培养时，都异口同声地说：执著的追求，严谨的学风，是郝诒纯教授传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诚然如此。她认为从事科学研究，要从事实出发，从第一手资料的分析研究中老老实实地做出结论。认识自然，要尽最大的努力；下结论时，认识多少，说多少话。因此，她一直坚持出野外，为完成研究课题，她曾三赴松辽，三下大港，三去塔里木，亲自测剖面，采样品，足迹遍及祖国的西北、东北、华北和华中的许多油田和矿山。她说不是自己取得的第一手资料，就不敢动手做文章，不通过亲自实践，就不敢下结论。身教重于言教，由她培养的学生，一般都很注意锻炼自己的实干本领和严谨学风，她领导的微体古生物学科的教学、科研集体人才辈出。

郝诒纯能取得卓越的教学科研成果，还在于她十分重视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她在国际古生物学界也很有影响，80年代，她曾参加国际地质对比计划58项目（IGCP58）—白垩纪中期事件的研究工作，任中国工作组组长，曾任国际地层委员会（IVGS）白垩纪分会委员，国际介形虫研究委员会委员。她多次出国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积极组织多项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邀请外国同行专家来华访问讲学，介绍中青年同志与他们交流合作，帮助不少中青年同志获得出国学习进修和访问的机会，他们回国后成为发展地质学科的骨干力量。

热情社会活动积极参政议政

早在50年代初，郝诒纯就是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常委兼科教部副部长。1983年以后，在九三学社中央和北京市委、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妇联、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担任重要职务。她虽然热切希望专心致志于自己的专业工作，但是，基于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还是自觉地服从人民的托付，努力做好社会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热情参加社会活动，积极参政议政。人们常见一位古稀之年的老教授为国家大事在校内外奔波忙碌。

郝诒纯1951年12月加入九三学社，后任九三学社北京大学支社筹备委员、支社委员、秘书。1952年11月，任九三学社北京地质学院支社筹备组副组长，后任支社委员。1983-1997年任第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1997年任第十届中央名誉副主席，1992-1997年兼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第八届主委，第十届名誉主委。在社务工作中，她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团结广大九三学社成员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抓紧做好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学社自身建设，发挥学社的自身优势，积极支持和开展科技扶贫、科技服务工作。

1954年任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委员，对科学普及工作、青年工作、培养青年技术人才和妇女科技人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向全国政协提出意见和建议。1983年任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任职期间就如何加强高等教育工作和改善中年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组织九三学社成员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向全国政协提出了积极建议。1987年3月29日，她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在全国政协六届五次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发言，引起积极的反响，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在家办公

1988年任第七届全国人大委会委员，在七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领衔提出“关于增加自然科学基金”议案，与赵鹏大代表联合领衔提出“关于制定自然保护法”的议案。1993年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分工主管人口、卫生和体育工作，对她这位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学者来说，这方面的工作起初实在是“门外汉”，但她一贯顾全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接下这副重担，边干边学，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1996年2月，在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上，作了“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必须依法治农”的发言。1988年以来，她参与主持了一些法律的制定、修改和阶段性检查工作。1993年任北京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为推动北京市文化、卫生、体育工作和民主法制建设做了大量工作。

1988年起连续两届任全国妇联副主席，历时10年，无论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还是参加全国妇联的各项活动，都为维护妇女的法律尊严和参政作用，为解决女干部、女知识分子的合法权益，全面提高妇女素质，培养女性人才，提出过多项议案和建议。

在她主管的工作中还有繁重的外事任务，作为“亚洲议员人口与发展论坛”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93-1998年每年都要出国参加会议主持活动，1993年在第十届会议上作了“中国妇女运动与人口关系”的报告，宣传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控制对全人类的贡献。她还率代表团或参加代表团，访问了斯里兰卡、澳大利亚、巴西等国，开展人民外交，促进中外议员和妇女间的友谊与交流。

大地的女儿

2000年8月29日及9月1日，中国地质大学分别在武汉和北京举行集会庆祝郝诒纯院士80华诞和从事地质事业60周年。在学术报告中，她的学生们以最新的研究成果为她的生日增添了一份亮色和精彩。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弥曼院士和周忠和、汪筱林研究员以“生命的辉煌”为总题目作了三个报告，总结了热河生物群近年来的重要发现和最新的研究成果，“生命的辉煌”这个标题暗含着对郝诒纯院士一生的赞美，是对她取得的杰出成就和辉煌人生的写照。他们把1998年该所辽西队在四合屯化石地点发掘出的一件保存几乎完整的翼龙化石，命名为“秀丽郝氏龙”（Haoptenus gracilis），作为献给郝老师80华诞的礼物以及纪念她对热河生物群研究作的重要贡献。

郝诒纯同志1989年被确诊患有癌症，手术后，她只进行了很短时间的治疗，随即又投入繁忙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2001年6月1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胡锦涛、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吴阶平、彭珮云、何鲁丽、王兆国、王文元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郝诒纯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6月22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

怀着对郝诒纯老师的深切感情，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部分师生和她在京的老战友于2003年9月举行了郝诒纯老师纪念会，并编辑了《大地的女儿：郝诒纯院士纪念文集》，该书于2004年9月出版，刊载有郝诒纯早期共同革命的同志、同事、学生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全国妇联、九三学社、中国古生物学会同志的文章，缅怀郝诒纯同志，展示了郝诒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无私奉献的一生。书名“大地的女儿”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彭佩云所题写。

（本文由于洸、杨光荣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