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史馆

北大的才女——冯沅君（北大第一位女研究生）

2020-03-30

她是我国最早的寥若晨星的女性大学教授之一，又是“五四”后为鲁迅先生赞赏的著名女作家，在长达半个世纪中，沅君先生一面在大学教书育人，一面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成绩斐然，为学术界推重。

著名学者，一级教授，巴黎大学东方文学博士，缠足的三寸金莲……这些概念似乎难以协调，却又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情调。而她的眼神蕴涵着温柔的光辉，她的嘴角挂着亲切的微笑，更令人难忘。

——赵淮青

冯沅君（1900—1974），女，原名淑兰，祖籍河南唐河，以笔名淦女士和沅君闻名于世。文学史家、戏曲史家、作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32年留学法国，1935年在巴黎大学研究院获文学博士学位。是“五四”以后出现的新文学史上第一批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曾与蜚声文坛的女作家冰心、庐隐齐名。曾在金陵女子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等校任教。曾任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副校长，山东省妇联副主席、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等。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史》、《古优解》、《古剧说汇》、《孤本元明杂剧题记》、《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短篇小说集《春痕》、《劫灰》。还修订了《中国文学史简编》、与其夫陆侃如合著了《中国古典文学简史》等。

不要嫁妆要读书

冯沅君于1900年9月4日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上一个富有的封建官宦之家。祖父冯玉文，字圣征，不仅精于商道，善于理家，而且很会做诗，具有文人气质，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父亲冯台异，字树侯，一生寒窗苦读，追求功名，在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了第三甲进士，分发到两湖总督张之洞幕下办事。此时，张之洞正在湖北武昌办洋务，其中一项便是办新式教育，冯树侯就被委派为武昌“方言学堂”会计庶务委员（即外国语学校的总务长）。之后，冯树侯又出任勘测粤汉铁路的“弹压委员”，1907年被任命为湖北省崇阳县知县，成了主宰崇阳一县事务的“父母官”。随后，夫人吴氏便携带年幼的沅君及其长兄友兰、二兄景兰赴崇阳与父亲团聚。

冯树侯先生延续了注重子女教育的家风，专门在家设书房聘请了“教读师爷”，给3个孩子上古文、算学、写字、作文课。年幼的沅君性格活泼，聪明好学，对她来说读古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古文读起来有声调、有气势，令人兴奋。算学则是加减乘除，她觉得有些乏味。此外是写毛笔字，作文则每周一次。年幼的冯沅君尤爱读唐诗，她喜欢读诗可追溯至5岁的时候，父亲教兄长们学唐诗，她便躲在一边偷听，几遍下来便一字不差地背诵下来，久而久之，到十一二岁时，她不仅能背诵大量的诗词，而且还能够吟诗填词，故有才女之誉。冯家人历来善于做诗，冯沅君的祖父冯玉文著有《梅村诗稿》，伯父冯云异著有《知非斋诗集》，父亲冯树侯著有《复斋诗集》，姑母亦著有《梅花窗诗草》。

冯沅君的母亲吴清芝粗通文字，精明能干，对子女读书也很开明，并且亲自辅导。冯氏兄妹在父亲那里仅住了一年多，父亲即不幸因病去世，母亲不得不携子女返回唐河原籍。到老家后，母亲给冯家兄妹请了一位先生教他们念书。冯沅君从小就跟长兄、二兄一块读古书，有些不懂的地方，除求教于先生外，还可向两位兄长请教。后来，她的长兄、二兄先后赴京、沪学习。母亲虽开明，也不会再专门为一名女孩子请私塾先生了，加上农村的旧势力影响很深，社会舆论不赞成女孩子上学读书。冯沅君强烈的求知欲受到了压抑和打击，她在摸索着走自己的路：一方面利用家中父兄念过的书，刻苦攻读，每到夜晚听母亲口授“四书”、“五经”，自己还经常吟诗作赋；一方面贪婪地阅读长兄、二兄利用寒暑假带回来的中国古典名著及新出的报刊，从中接受新的知识、新的思想，这为她后来从事文学创作和古典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家乡，冯沅君目睹并亲自饱尝了女子不能上学念书的苦痛，她决心争取和长兄、二兄一样到外地学习。1917年暑假，在北京念书的长兄友兰回来了。冯沅君从哥哥口中听说北洋军阀政府把慈禧太后创办的女子师范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增设了国文专修科，当年就要招生，这是当时女学的最高学府。冯沅君理直气壮地向母亲提出了要去上学的要求，她还表示：如家里怕花钱，可把家里给自己结婚时买嫁妆的钱先拿出来，待将来出嫁时，什么都不向家里要。母亲为女儿求学的炽热情感所打动，但此时已给沅君订了亲，按照习俗，无“正当”理由是不能毁婚的。因此，冯沅君要出外上学就必须通知男方家，这样势必会引起一系列的麻烦，母亲断然决定由自己承担压力，同意沅君去北京上学。

冯沅君到北京后，立即报考了女子高等师范，入学考试只考一门作文，这对于吟诗作文已经很有功底的沅君来说不费吹灰之力，顺顺当当成为北京女高师的学生。她入学时正值“五四”运动的前夜，中国知识界中已出现了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声势也日益壮大，不久即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爆发的当天晚上，北京女高师的同学听到其他学校有30多名学生被捕，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女子岂能无责”的豪言壮语，要求上街游行，声援被捕同学。然而女高师的校长是一个顽固的老官僚，对女学生的反帝爱国热情和争民主、争自由的行动不仅不支持，反而千方百计地进行压制和扼杀，为阻拦学生上街游行，他下令在学校大门上加了一把大锁。冯沅君怒不可遏，带头搬起石头砸锁，同学们夺门而出，立即汇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之中，成为“五四”运动中一支引人瞩目的生力军。她还受15所女校爱国学生委托，起草致徐世昌总统书，并游行请愿上书，又迫使校长辞职。在“五四”的革命洪流中，为反抗封建家长统治，冯沅君还把乐府诗《孔雀东南飞》改编成话剧，等到演出时，无人肯演反面人物焦母，她毅然上台，扮演焦母，其惟妙惟肖的表演，受到了同学们的热烈赞扬。

冯沅君反对封建传统，态度之坚决，行动之果敢，还表现在她名字的变易上。冯沅君这一辈男女大排行，最后一字取“兰”字。同辈的女子（包括叔伯姐妹）共五人，伯父取名时，长兄冯友兰提议中间字为“温、良、恭、俭、让”，伯父一听，欣然同意。冯沅君在姐妹中排行老三，取名恭兰。待到北京女高师报名时，因嫌自己的名字太“温、良、恭、俭、让”之故，便自作主张改名为冯淑兰，以表示反抗。她在家乡时，虽勤奋自学，但读的多是诗词歌赋。到北京上学后，置身在新文化运动的激流中，特别是“五四”运动的爆发，给冯沅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波，她的眼界大为开阔，阅读了大量的新文艺作品，如鲁迅的小说、散文，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出版的新文艺作品，特别是郭沫若那气势奔放，具有鲜明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歌、戏剧，大大地打开了她的眼界，震撼着她的心灵。

全力著三史

1922年夏，冯沅君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旋即考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习中国古典文学。北大是长兄冯友兰的母校，哥哥又是她崇拜的偶像，能够成为北大的学生，而且是北大历史上的第一位女研究生，足以令冯沅君感到自豪。就在这一年，由于社会新思潮的猛烈冲击和个人自由思想的迅猛发展，冯沅君虽然身为国学研究生，却迷恋上了文学创作，绞缠在心中的万端思绪再也无法抑制，创作的欲望如决堤的洪水，一发而不可收。她接连在郭沫若等编辑的《创造季刊》和《创造周刊》上发表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等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体现了她对人生和自我价值的认识和思考又有了新的发展，由原来的争取女子享受和男子同等的受教育权利，提升到争取妇女婚姻自主和人身自由的更高层次上。创作这些小说的直接动机是对表姐吴天的同情和对封建礼教扼杀青年女子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的一种控诉，表现出青年人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强烈愿望，任凭封建礼教怎样竭力压制，也是不屈不挠的。四部短篇之间略带连续性，主人公姓名虽不同，但性格是一致的，前后情节也是连贯的。作者通过男女主人公的婚姻悲剧，写出了当时青年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反抗，及对爱情与自由意志的热烈追求。小说的女主人公大胆、热烈、坦率、钟情，冯沅君屡屡借她们之口表达出这样的愿望：

“在新旧交替的时期与其作已经宣告破产的礼法的降服者，不如作方生的主义真理的牺牲者。”

“身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人们要不知道争恋爱自由，则所有的一切都不必提了。这是我的宣言……”

冯沅君在发表这些小说时用的是“淦女士”的笔名。1926年，冯沅君将《隔绝》、《隔绝之后》、《慈母》、《旅行》四篇小说结集为《卷葹》，后来她的丈夫陆侃如在《卷葹》再版后记中写道：“‘淦’训‘沉’，取庄子‘陆沉’之意”。《庄子·则阳》中说：“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她取“淦”为笔名，正说明她虽隐于市朝，乃至遭受被埋没的命运，但仍不甘与之同流合污。至于在“淦”之后加上“女士”二字，则是公开向社会打出女性的旗帜，标明作者向“男尊女卑”的旧制度挑战的勇气。淦女士的名字很快就被大家所注意到了，在现代女作家中，她第一个以热烈的情感、严肃的态度正面地、充分地表现了“五四”时期新女性的恋爱理想。当时就有人如此评价她：“技术方面虽无高超处，然而在时代意义上，实乃新女性作家之先锋。”（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淦女士”大胆揭开一切虚伪的面纱，赤裸裸地展示女性的隐秘心理，以积极热烈、纯洁高尚的情爱描写向虚伪的封建道德观念挑战，确实比同时代的女作家表现出更大的胆量和勇气。

鲁迅曾经对冯沅君的小说给以很高评价，认为她的小说体现了觉醒女性“将毅然和传统战斗，而又怕毅然和传统战斗，遂不得不复活其‘缠绵悱恻之情’的青年的真实写照。”（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卷葹》后来由鲁迅编入“乌合丛书”，鲁迅曾对“卷葹”一词作过解释：“卷葹是一种小草，拔了心也不死”。（《鲁迅书信集》上卷100页）。鲁迅不仅对书名作了解释，而且点明了这几篇小说的共同主题。《卷葹》是冯沅君创作的起点，也是她创作的顶峰。

1924年冬，孙伏园得到鲁迅支持在北京创办《语丝》，由于鲁迅的关系，在文坛上初露锋芒的冯沅君也成了《语丝》的撰稿人。她接连在《语丝》上发表了十多篇短篇小说、议论、杂感等，其中小说有三篇，即《劫灰》、《贞妇》和《缘法》。她的思想、兴致、文笔也发生了变化，发表作品时署名也由“淦女士”改为“沅君”，从此“淦女士”这一名字逐渐为人们所遗忘，而“沅君”的名字却日益光亮起来。“沅君”之意来自屈原《九歌·湘夫人》，表明作者要做一个高洁、脱俗、不随波逐流的人。发表在《语丝》上的三篇小说，除第一篇《劫灰》采用第一人称手法，写了其童年的一段匪灾生活之外，其余不再采用她惯用的第一人称手法，所写内容也不限于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生活了。后来她又写了《林先生的信》、《我已在爱神前犯罪了》、《晚饭》、《潜悼》、《春痕》等。这些小说虽然也表现了对旧礼教的控诉、对美好爱情的歌颂，然而《卷葹》中的那种反叛精神和火热的激情，却明显地减弱了。冯沅君在从事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写了几篇阐述文艺见解的精辟论文，主要有：《为病呻吟》（《语丝》第六期）、《对于文学应有的见解》、《不著名的文人作品》（《语丝》第十期）、《闲暇与文艺》（《语丝》第二十三期）等。文章数量不多，文字也不算长，但清晰、简炼，表达了她对文艺问题的诸多看法，一个充满着浪漫主义热情的小说家正在为一个严谨的学术研究家所代替。

中国史诗文学史戏剧史研究的先驱

1925年夏，冯沅君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当时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北洋军阀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反动政府摇摇欲坠。北京各大专学校人心惶惶，名教师受南方一些学校之邀，纷纷南下。冯沅君经女高师中文系主任、北大校友陈钟凡等人介绍到南京金陵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中文系任教。第二年她又返回北京，一面在中法大学教课，一面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做古典文学研究工作，题目是“楚辞之研究”。就在这一年的秋天，冯沅君找到了自己一生的伴侣，他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家、文学史家的陆侃如先生。陆侃如比冯沅君小三岁，江苏江门人，1926年从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后，随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做研究生。他也是研究古典文学的，业务上的接近，使他有机会与冯沅君接触。1927年秋，冯沅君再次赴上海任教，陆侃如不久也到上海任教，两人既是恋人，又是同行同事，他们互相鼓励，还开始了学术上的合作。当时陆侃如已完成了《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正考虑撰写《中代诗史》，冯沅君精于唐诗宋词和元明散曲，就接过《近代诗史》的撰写任务，后来陆侃如着重研究唐以前的文学，冯沅君则着重研究唐以后的文学，夫妇二人“包揽”了二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史。共同的爱好，和谐的性格，还有献身中国文学研究事业的精神，将两个年轻人紧紧地联结在一起。1931年，他们的爱情结晶——《中国诗史》出版后，受到不少专家的好评，被认为“取材审慎，要言不烦”，是当时唯一的诗歌史著作。鲁迅也曾专门推荐过，将两个初出茅庐的青年的著作，同王国维、郑振铎、鲁迅等大家的文学史著作并列，实在是很高的评价。

冯沅君的婚姻生活非常幸福，幸福到她几乎“关进小楼成一统”，却也使她离文学园地越来越远，甚至成了局外人。常言说愤怒出诗人，愁苦出创作，生活过于安稳反而会失去创作的动力。与冯沅君同学的庐隐、石评梅等女作家婚姻生活很不幸，年纪轻轻就不幸去世了，但都创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而冯沅君在《春痕》之后再无创作，只留下了三本薄薄的小说集子。鲁迅曾十分惋惜勇敢、大胆的冯沅君中断了自己的创作，他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的时候，即十分委婉地写道：“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不管怎么说，冯沅君在婚后已经不再从事文学创作了。她的兴趣转向了学术研究，这种转向颇有些夫唱妇随的味道，同时也正是其婚姻美满的体现。从此，文学天空上的那颗星星暗了，而学术天空上的一颗新星却渐渐亮了起来。冯沅君活了七十四岁，文学创作生涯尚不足其生命的十分之一，从1923年秋开篇，至1929年初搁笔，不过六年，创作的数量也不多，然而却取得了不少作家倾毕生精力都没有取得的成绩。在20世纪的中国，她除了作为一位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之外，又是人们公认的“五四”新文学史上第一批有影响力的女作家之一。

1930年秋，冯沅君又只身回到了北京，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据说，她初次讲课时，有的老学究投以怀疑的眼光，想她不过是一个年轻女子，就能站在堂堂的北大讲坛？不料，沅君却讲得有板有眼、充实严谨，博得学生好评，不仅牢牢地站稳了讲台，而且成为当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大学女教师之一。不久，她与陆侃如合著的两本专著《中国诗史》（1931年）、《中国文学史简编》（1932年）出版了。婚后，他们在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同时，还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出国留学。于是小两口节衣缩食，积攒了一些钱之后，于1932年夏从上海乘邮船去了法国，双双考入了法国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班。次年，她的论文集《沅君卅前选集》由上海女子书店出版。

在法国留学期间，冯沅君和陆侃如还参加了法国著名作家巴比塞组织领导的“反战反法西斯同盟”。这个“同盟”下设中国留学生支部，参加的人除了冯沅君夫妇之外，还有著名的“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和戏剧家李健吾等人。他们办了一张油印小报，由冯沅君夫妇负责编辑，他们经常借巴黎的咖啡馆聚在一起，讨论世界形势和文艺问题，也讨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法文译本问题。1935年，冯沅君与陆侃如在法国完成学业，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们放弃了在巴黎工作的机会，毅然回到贫穷落后、灾难重重的祖国。陆侃如去北京燕京大学教书，冯沅君赴天津河北女子师范执教，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期间，一次偶然的机会，夫妇二人见到一部世间罕见的奇书《九宫正史》，遂激起了他们整理南戏资料的兴趣。两年来，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完成了一件南戏曲文的辑遗工作，编成了《南戏拾遗》一书。正是这一次偶然的机会，冯沅君的兴趣又发生了转移。这一次转移倒是没有第一次转移（由创作转向研究）的跨度那么大，然而毕竟也是一次不小的变动。她由诗词、散曲的研究转到古代戏剧方面的研究，并撰写出了《古剧四考》等学术价值颇高的论文。冯沅君在中国诗史、文学史、戏剧史三方面都做出了贡献。

漂泊未敢亡忧国

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爆发，当时冯沅君因患盲肠炎正在燕京大学寓所疗养，得知事变后悲愤不已，随即题《北平事变》诗一首：

地室避兵朝复夕，亲朋生死两茫茫；

相逢事后无他语，骨肉平安谢上苍。

正欣失地俱收复，忽报大军去析津。

两地悲欢浑一梦，河山梦里属他人。

她针对事变后燕京大学校园里还是一片华灯高照、歌舞升平的景象沉痛地写道：

金爵翠盘纵以横，燕园何处不歌声。

可怜圣诞狂欢里，万姓椎心哭历城。

由于抗战的兴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颠沛流离的生活，冯沅君又恢复了中断了近十年的创作热情，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成为其创作园地里的一道特殊的风景。

1938年春，冯沅君与陆侃如一起离开了沦陷的北平南下，从此开始了八年的流徙奔波生活。他们离京后，经过上海，取道香港、河内，然后到达昆明。不久，中山大学聘请陆侃如去执教，冯沅君也随之去了广州。后来广州失守，他们又随中山大学师生沿西江迁到粤西的罗定。1939年初，冯沅君应武汉大学之聘，只身一人经昆明、成都来到峨眉山下的嘉定县。同年，中山大学由粤西迁到云南。自1938年南下以来，冯沅君来回奔波于滇粤道上，看到美丽的南国景色，勾起她无限的思乡之情，竟令她产生“粤南毕竟似中原”的感慨。冯沅君蛰居西南一隅，心系北国人民，八年抗战，她“漂泊西南天地间”，足迹遍及云贵川广各省，饱受流离奔波、水土不服、病魔缠身、思念亲人的折磨。尤其是国家的命运，战局的变化，人民的苦难、饥馑、流离失所，无不牵动着她的心，她情动于衷，形之于笔，写出了大量的诗词，辑为《四余诗稿》、《四余词稿》、《四余续稿》等。这些诗词中，有欢呼胜利的，如“鲁南一战树奇勋，万姓欢呼处处闻。”；有描写苦难经历的，如“身世百年陌上尘，七哀五噫太酸辛”；有写敌机轰炸的，如“铁鸟破空来……尸骸纷狼藉。”；有写豫鲁饥荒的，如“百金籴斗粟，无人不菜色。”；有斥责执政当局奢侈腐败、纸醉金迷的，如“战士饥欲死，狗彘食人食。”“肮脏乾坤行欲遍，不知怀抱向谁开。”诗人的爱国热情，忧国忧民的情怀溢于言表。

1942年春，冯沅君夫妇再度入川，到设在三台的东北大学任教。在三台期间，冯沅君参加了爱国社会活动，他们夫妇接受老舍先生的委托，组织在东北大学任教或流寓在当地的文化人，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川北分会，会址就设在冯沅君家中。他们开展了座谈、讲演、演剧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以唤起爱国行动。冯沅君还在三台妇女运动大会上，作了题为《妇女与文学》的长篇演讲，从介绍我国历史上许穆夫人、蔡文姬、李清照等爱国女诗人的事迹和创作入手，激发广大妇女的爱国热情。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学校数次迁徙，图书资料及其缺乏，冯沅君在繁忙的教学之余，还克服重重困难，挤出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写出了《古剧说汇》、《古优解》等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特别是《古优解》和《古优解补正》，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优”这种常见于古籍又为外人所不甚了解的人的地位、职能、特点，得出了“古优”为一种供君王贵族们娱乐的奴隶的科学结论，并进而探讨了“古优”与后世“优伶”的渊源关系等问题。这也是冯沅君在学术上做出的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冯沅君夫妇随东北大学复校到沈阳，1947年夏又转到青岛山东大学任教。这期间，她一扫抗战以来的沉郁心情，又恢复了活泼开朗、文思活跃的心态。除了继续从事古代戏剧研究，发表了《元杂剧中的〈东墙记〉》、《记侯正卿》、《元杂剧杂考三则》等论文外，还翻译了《法国歌曲的价值及其发展》、《新法国的文学》两篇文章以及《人民颂》、《工人歌》等多首诗歌。她通过自己的译笔传达了发自心底的激情：

如果你们爱听，我的好朋友，我向你们歌颂人民。

……

人民已变得茁壮，强大，我以我是人民的孩子为光荣。

从这些译作中可以看出，冯沅君的思想正在发生着变化，她开始由崇尚个性、追求自由，转向歌颂人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冯沅君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生前为民族身后为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冯沅君怀着愉快的心情投入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之中。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她积极拥护共产党，全身心地投身于思想改造运动等一系列政治活动中，但她主要仍作为一个著名学者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而鞠躬尽瘁。二十多年间，她一直兢兢业业地从事教学工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她历年都为山东大学中文系本科学生授课，讲述宋元明清文学，并开设过《历代散文选》、《陆游研究》、《中国戏剧研究》等专题课；六十年代，她重点指导研究生和进修教师，坚持每周给他们上课、辅导答疑，定期为他们批改作业和读书报告；七十年代，她还曾和师生一道编写教材，研讨教育方法的改革。

由于冯沅君在教育、学术研究、新文学创作方面的突出贡献，以及她为培养人才方面做出的卓越成绩，她曾先后被推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山东省文联副主席，山东省妇联副主席，1963年又被国务院任命为山东大学副校长。在繁忙的教学和行政工作之余，冯沅君还坚持进行学术研究，并取得了新的成就，她与陆侃如合作撰写了《中国文学简史》（修订本），这是一部重要的文学史著，曾由国家外文出版社译为英文、捷克文，在国外发行。毛泽东生前曾将这部书放置案头，作为他喜欢并常读的书。冯沅君还受教育部的委托，先后同中山大学王起教授等编写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1956年），同北京大学林庚教授共同主编了《中国历代诗歌选》（1965年）。前者为全国大学的中国文学史课提供了教科书，后者为大学中文系奉献了一部完整的诗歌教材。此外，她还撰写了《王实甫生平的探索》、《陆游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等水平很高的学术论文。

作为学者，冯沅君有一句名言：“做学问，功夫要死，心眼要活。”所谓“功夫要死”，就是要肯下苦功，博览深钻，不能玩花架子；所谓“心眼要活”，就是要肯动脑筋，勤于思考，有所创见，不能人云亦云。她一生作了大量的读书笔记，遗留下来装订成册的就多达几百万字，为了写《古优解》、《汉赋与古优》、《古优解补正》三篇论文，就引用了古今中外的文献资料达一百多种。精益求精、不断完善是她做学问的一贯风格，她从不满足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而是不断完善、不断充实。她与丈夫合著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在解放前已经出了八版，是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论著，但她仍然不满意，解放后又进行了改写，在《文史哲》月刊上连载，搜集反馈意见后再进行修改，至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时候，在体例、内容和观点上已较原著有了较大的变动，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学史佳作。

冯沅君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数十年如一日。她热心培养青年，提携后进，她的学生或者是她指导过的青年教师都深得其益。她为留校的青年教师制定非常细致的进修规划，并被作为其他教研室制定青年教师培养计划的参考。冯沅君虽然兼着许多社会职务，全面负责教研室的工作，但每周还要上五、六个学时的课，还要对青年教师进行细致入微的指导。她对自己负责培养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都是热情认真，尽心尽力地进行培养，辅导唯恐不细，帮助唯恐不足，关怀唯恐不至。凡是经她培养过的，没有一个不深受感动，不深感受益良多，在业务上成长都很快。她坚持每周都对青年教师和研究生讲课、作辅导，年复一年地培养出一批古典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方面的人才。

冯沅君素承家学，一生苦读，皓首穷经，对古诗词尤其烂熟于心，她也要求学生们“在知识的掌握上要做到博、深、透、熟”。在治学上，她严谨细致，勾微阐幽，善于思考，颇多创见；在课堂上，对课文的分析透辟精到，讲文学史时，往往能做到不沿袭拘泥于他人陈说，在深入研究作者和作品中得出结论。在倾倒于那些独步千古的作品的同时，总能独辟境界，别有识见，既不人云亦云，更不武断臆测，而是有严谨缜密的学风。冯沅君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不赞成完全按照她讲的内容答卷，她对学生们的创造力、想象力、思想上的火花很敏感，赞许备至。对学生作业，她都是字斟句酌地修改，不少毕业后教书的同学，仍然得到她的扶持，凡有请教，辄获解答。

但是，冯沅君身上也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1957年，她的丈夫陆侃如先生被划入另册，打成右派分子，撤掉了山东大学副校长职务和一级教授职称。在文学馆中文系办公室一次对陆先生的批判会上，这两位大半生相濡以沫的伉俪，迎着暴风雨般的批评指责，瞠目结舌，相对无言。会议主持人指名要冯沅君表态，与丈夫划清界线。冯沅君沉默多时，说出的两句话堪称妙语隽言：“我大半辈子与‘老虎’同寝共枕，竟无察觉，是得了神经麻痹症吧？”1958年，冯沅君步丈夫后尘，沦为拔“白旗”的典型，天天到千佛山砸矿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冯沅君顺理成章地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成为全校的重点打击对象。一次，那些造反派们把她推到一个高处，作为“教育黑线”活靶子展览，她站立不住，摔了下来。又勒令她去打扫教学楼的走廊和厕所，从一级教授跌到罚苦役的深渊。有一个时期，陆侃如先生被关起来，70多岁的冯沅君孤苦无依地生活，每天服劳役之后，神情麻木、步履艰难地到学校食堂打饭。她年高体弱，站立不稳，手抖得厉害，多次把饭菜泼在地上；有时饭打回家，却吃不下，呆呆地坐着、望着，在饭桌前和衣睡着了。冯沅君的一生，砥砺心志，坚忍不拔，她不随俗俯仰，对富贵荣华看得很淡。但晚年那种悲凉的岁月，是一个老人所难以承受的。她在黎明前的暗夜撒手人寰，不曾看到希望的曙光。但她桃李满天下，祖国长城内外、大江南北都有受到她渊博学识和高尚品格滋养的学生。

冯沅君一生生活俭朴，他们夫妇二人皆为一级教授，工资收入高，又有相当数量的稿费，身边无一子女，生活是相当充裕富足的。然而在吃、穿、用方面对自己却极其苛刻，她的艰苦朴素是有名的，始终过着节俭的生活。吃饭是一饭一菜，内衣是补了又补；山大从青岛往济南搬迁时，要退掉青岛当地的粮票，别人退粗粮票，她竟退细粮票。长兄冯友兰借出差之机去看她，看到她室内的陈设非常简陋，她喜欢买书，但书架子几乎是用几根棍子支起来的，给人的感觉是住旅馆，好像明天就要搬家的样子。冯沅君对自己如此节省，有时近于吝啬，而对别人却相当大方。早在解放前夕，一位进步的哲学家被反动派追捕而隐匿在胶东，其家属面临着断炊的危险，冯沅君得知后亲自送去四十块银元接济他们；建国初期，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他们夫妇认购了万元公债券。冯沅君和陆侃如生活如此节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为中国的学术文化事业贡献一点力量。冯沅君生前曾对山东大学王仲荦教授表示：“我一介寒儒，连个后嗣亦无，能为国家民族留点什么？我想个人艰窘一点，存几个钱，身后让国家做学术奖金，奖掖后人吧！”陆侃如生前也留下遗嘱说：“按冯沅君和我个人的愿望，将全部藏书，数万遗款赠山东大学。”生前为民族，死后为国家，其拳拳爱国之心日月可鉴，他们可以说是春蚕到死丝未尽呀！

1973年春天，冯沅君感到身体不适，但她舍不得离开自己耕耘了一生的讲台，不肯去医院就医，一直坚持到放暑假才不得不住进医院检查治疗，但同时又考虑着下学期开课的事。经过确诊，她不幸患上了直肠癌，从此不得不告别了他所热爱的讲台和学生。1974年6月初，她大概与感到自己不行了，便请求医护人员把她扶到病房隔壁的房间去。一走进那座屋子，她便正襟危坐，大声地讲起课来，态度和蔼安详而又严肃认真，医护人员和病人们不解但又屏着呼吸认真地听着她的讲解。这是一堂别开生面的课，也是冯沅君讲授的最后一堂“课”。1974年6月17日，冯沅君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一位杰出的女作家、文学史家、教育家离开世界了，但她就如同中国文学园地中的一朵奇葩，用自己一生的勤奋和智慧丰富着这块园地，为人们留下了一片亮丽的色彩。她绝世的才华，杰出的成就，高尚的人品，也必将长久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本文由谢宁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