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史馆

北大的才女——陈衡哲（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2020-03-30

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经开始用白话文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时有意做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

——胡适

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原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武进。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1911年到上海，进爱国女校。1914年考入清华学校留学生班，成为清华选送公费留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之一。留美期间，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一度居香港和南方各省。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曾四次代表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国理事会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主编《中国文化论丛》。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衡哲散文集》上下卷、《文艺复兴史》、《西洋史》上下册，以及英文著作《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等。

开文坛新风的一代才女

1916年11月17日，胡适的朋友任鸿隽把两首五言诗抄寄胡适，让他猜出自何人手笔。

《月》：“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胡适答道：“两诗皆绝妙，深得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况味，……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这位“陈女士”就是后来任鸿隽的夫人、胡适的知己，中国现代第一位女作家、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一位杰出的女性——陈衡哲。

陈衡哲生长于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家庭，从小饱受文学艺术的熏陶。而在家里，对陈衡哲影响最大的是她的舅舅庄思缄。从见多识广的舅舅那里，陈衡哲了解到了西洋的科学和文明、西方女子的独立精神。这激励着陈衡哲能够为反抗包办婚姻而毅然离开家庭，寄居于姑母家中。天资聪颖的她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是该校第一届十名女生之一。第二年即留学美国，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历史，副修西洋文学。后又进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获得英文文学硕士学位。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写文作诗，才华横溢，很快以中国才女著称。前面的两首诗便做于此时。蔡元培做北大校长后，电聘陈衡哲回国任教。她应邀归国，在北大开西洋史和英文课，是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陈衡哲的最杰出的成就和贡献在于文学方面，她的创作在文学史上有其地位。她是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最早的作家之一、最早创作白话小说的女作家。她还是第一个在异域背景上反映异域人民生活的作家，是新文学的第一位女诗人，中国创作童话的第一人，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1917年，也就是著名的《狂人日记》发表的前一年，她就已经以“莎菲”的笔名在《留美学生季报》第四卷第二期发表了初具小说雏形的白话作品《一日》。她最早的白话诗歌作品《人家说我发了痴》，见于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她的第一篇知识童话《小雨点》，刊于1920年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是中国现代最早的童话小说。比叶圣陶的童话处女作《小白船》整整早了一年半。而且陈衡哲在其小说、诗歌、散文中，抒发了五四时期新女性对自由人生的渴望和追求，对女性生命意义、生存价值的思考和探索。司马长风在其《中国新文学史·中卷》中这样写道：当文学革命蓬勃兴起的时候，首先响应拿起笔写小说的作家最先是鲁迅，第二个就是陈衡哲。她其实可以说是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女作家，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开创是有贡献的。那个时候力倡白话文的胡适后来感慨地说：“她是我的一最早的同志。”（《小雨点·胡序》）

她的作品多发表于《留美学生季报》、《新青年》、《小说月报》、《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等刊物，部分作品结集为《小雨点》和《衡哲散文选》(上下卷)，分别于1928年、1938年由新月书店和开明书店出版。199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陈衡哲散文选集》，1995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衡哲散文集》。

陈衡哲最早的作品，也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萌芽之作《一日》，写于在美国读书时期。它从作者熟悉的身边生活取材，写的是美国女子大学学生一日间的生活情形。即选择宿舍、餐室、课堂、图书馆等场所，依照时间顺序将九个学生生活的片断连缀成篇，表现了美国女子大学的新生一日间的琐屑生活情形。“描写是很忠诚的”，“又生动，又有‘幽默’”。但它近于校园生活的写实性素描，从文学角度来说它只是具备了一些小说的特点，而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白话小说。陈衡哲本人也曾说过：“他既无结构，亦无目的，所以只能算是一种白描，不能称为小说。”然而，它在被视为中国现代小说史开篇之作的《狂人日记》之前问世，显示了新文学女性先驱者敢于开拓的勇气。《一日》更可说是现代第一篇留学生小说。正如夏志清所说：“事实上，最早一篇现代白话小说是陈衡哲的《一日》。”（《中国现代小说史》）

陈衡哲于1920年夏归国，作为这时期文坛上不多见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既带有“五四”早期一代新人摧毁封建樊篱，向一切陈腐宣战，迎接崭新生命的欢欣和气势，又有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和隽永。她的小说，体现了中国现代小说初期创作的面貌和特色。《小雨点》集是陈衡哲小说创作的早期成果之一。集中的作品，从1917年的《一日》，到写于1926年的《一支扣针的故事》。继《一日》之后，陈衡哲便迅速将小说题材范围由身边校园生活扩展到广阔的社会，用小说去关心现实的人生，揭示社会真相，表现“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1918年至1920年期间，陈衡哲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老夫妻》、《小雨点》和《波儿》。1922年至1926年，陈衡哲相继创作了《巫峡里的一个女子》、《络绮思的问题》、《运河与扬子江》、《一支扣针的故事》等小说。《小雨点》集中的作品，大多将“至诚”的情感潜藏于作品的人物与情节的叙述描写中。童话的轻灵与寓言的启示性以疏离现实具体问题的方式抵达了对人生的超越性思考，从而形成了五四初期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它们无疑为拓展五四小说的题材领域作出了贡献。《小雨点》集中的作品形式灵活多样，它们既体现了“五四”小说创作区别于传统小说的基本方法，也显示出作者对现代小说的大胆追求和实践。

在中国的第一篇科普知识童话《小雨点》中，文章描述了主人公——一滴小雨点的曲折经历：从天上落到地下，由江河携带入大海，又由太阳公公送回老家，后来为了拯救一株就要枯萎的青莲花而又落下，被青莲花吸进液管里。她把小雨点拟人化为一个天真、可爱、富有同情心的儿童，把泥沼、涧水、小河、大海、青莲花、死池等都拟人化为年龄、性别不同的各类人物，凭借下雨、流水、空气蒸发等自然变化写出小雨点下地上天的奇异经历。小雨点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天使形象，而它所到之处，也处处充满了温馨的气息。不论是泥沼、涧水、河伯伯、海公公，还是死池、太阳公公，都怀有善良之心，乐于助人。特别是小雨点，它的真诚善良、满腔爱心使他甘愿牺牲自己去拯救即将枯萎的青莲花。当青莲花由于自然规律而要死去的时候，天真、温柔、善良而又勇于自我牺牲的小雨点说：“青莲花，青莲花！快快的不要死，我愿意再让你把我吸到液管里去。”小雨点的形象是多么可爱啊！通过小雨点的柔情和挚爱作者赞扬了富于牺牲精神的真正的“人”之爱。

她的“问题小说”在思考社会人生、妇女家庭问题时，极少同时期女作家的自叙传色彩，取材更为广泛，也具有较强的理性思辨色彩。就像阿英说的：“她的取材也不像一般女性作家的狭小，她是跳出了自己的周圈在从事创作。”（《现代中国女作家》）作为觉悟的知识女性，陈衡哲曾对妇女的一系列问题作过认真思考和探讨。刊于1924年10月号《小说月报》上的《络绮思的问题》，显示出陈衡哲小说创作在思想深度和境界上的长足进步。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已不满足于仅仅提出具体的社会问题，而进一步将哲理性的内涵融入在小说中，从而体现对人生的深入思考和理性的把握。女主人公哲学博士络绮思与哲学教授瓦德先生相敬相慕，并订了婚约。但待到商定结婚的事情时，络绮思却发生了变化。她认为女子结婚以后，会因“家务的主持，儿童的保护及教育”所累而妨碍学问和事业。于是，络绮思主动放弃了爱情，解除了婚约。十多年过去了，四十多岁的络绮思成了一所著名女子大学的教授和哲学系主任，并有了国际的声誉，她的著作已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她少年时的梦想，她少年时的野心和希望，此时都已变成事实。”而络绮思的梦却并没有做完。她忽然在孤寂中感到生活似乎缺少了什么，体验到了一种人生的缺憾。她梦到自己已结婚生子，成为妻子和母亲，和瓦德组成了和谐、欢乐的家庭。络绮思对爱情与事业不能兼得的这个感慨与惆怅，成为她内心长久保存不容外人窥见的神圣的秘密。陈衡哲通过女主人公的故事，对现代知识女性爱情与事业的矛盾这一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哲学的高度给予审视与概括，并作出了艺术化的反映。而与此同时，作者还通过络绮思对贤母型的女性马德夫人表示了敬重与赞美。显然，作者在肯定拥有事业上的奋斗和成功的络绮思的同时，并未排斥贤母型的女性。作品中实际上蕴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女性的思想和性情、能力因人而异，她们可以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但不管是走向社会追求事业，还是留守家庭专心母职，只要是有益于人类和社会，能体现出女性自身的独立价值，就是值得敬重和赞美的。她所推崇的这一母职观，在小说《一支扣针的故事》中，得到了形象化的展现。小说中的西克夫人，年青时是位人格和才学都让人倾倒的美丽姑娘，她与马昆·勿兰克彼此爱慕却错过了婚姻。马昆·勿兰克因此终生未娶。西克夫人不到三十岁就死了丈夫，但为了母爱的完满她没有再婚，只是从不离身地佩带着马昆·勿兰克年轻时赠送她的爱情信物———一支金质的耶鲁大学的校针。作者赞颂了西克夫人这位“模范母亲”的牺牲精神。作品在赞美伟大的母爱和作者推崇的母职观的同时，又从独特的角度思考和探讨了母爱与两性之爱的冲突，表现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和义务。

陈衡哲曾经申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他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小雨点·自序》）陈衡哲的小说，既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又运用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不同的艺术表现方法，体现出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宽容的艺术态度。在明确的为人生的艺术态度支配下，历史学家的冷静和理智，又促使陈衡哲在作品中大多冷静而客观地描写社会，反映人生。在艺术形式方面，陈衡哲的小说同样表现出了活跃的创新精神和积极探索的勇气。她的小说并不着意叙述事件过程、塑造人物形象、刻划人物性格，而是将小说重心落在人物情感的发掘上或对事件意味的感受上，造成抒情的效果。注重对情感的挖掘体验，而不重视外部事件的把握是陈衡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点，也显示了“五四”小说注重写人的艺术倾向。

某些小说致力于对意境美的追求。《西风》中的红枫谷中有桂宫、芙蓉穴、蓼花塘、薜荔谷、野菊圃，住着月亮、西风、蝴蝶秋虫、涧水白云和红叶黄叶等，意境瑰丽清寒，造成动人的抒情效果。《波儿》与《老夫妻》两文则体现了陈衡哲对独幕剧艺术的借鉴，通篇都是对话和人物的内心变化。散文方面，陈衡哲则较多地继承了古典散文传统，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司马长风说她的散文“善于写景物，也善于谈人论事，议论风发，其活泼幽默可与较后的两大散文家梁实秋、钱钟书互相竞耀。”（《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她善于融化古诗意境，在塑造意境、欣赏自然美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除了对话之外，陈衡哲还大量运用了对比和象征的手法。老柏与野蔷薇、运河与扬子江都分别象征着不同的人生态度，红枫谷象征着与现实相对照的理想世界。象征使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理性内涵，使思想成果与美的形式得到很好的融合。在文学作品的语言方面，她的语言是以现代口语为主，吸收了文言以及英语语法的现代汉语。陈衡哲的作品尤其体现了面向社会，探讨人生问题的创作倾向，体现了一位深怀博爱的女性基于真正的“人”的自觉的对世间生命的满腔热爱和对人类爱心、善良之心的真切呼唤。

陈衡哲的创作是现代小说、诗歌、散文诗、散文各类全面铺开的，这些体裁都是不同于旧文学的崭新样式。从对不同创作方法的借鉴和采用，到艺术形式语言方面的尝试和创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她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努力，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视角独具的史学家

虽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衡哲享有的地位甚至比她在史学研究上的地位要高，而且对于她自己来说，喜欢的和更为擅长的也是文学，但陈衡哲的本行还是史学。陈衡哲在美国留学的专业就是西洋史。回国以后，她先后在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开课也是西洋史。不难看出她的职业应当是历史学家。尽管她从事史学教学与研究的时间并不长，著述也不多，但价值不容忽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她为历史系教授之后，她讲的中国古、近代史有声有色，讲出了民族精神、激起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深受学生们欢迎。1920年秋，她在在北大的开学演说中表示，自己努力的方向在于帮助学生发展个人的天才，引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不愿将学生当作没有能动力的机器或留声机。她还说：“我是最反对注入式教育的一个人。在史学界中，这个方法尤为无益有害。所以我曾特别注意学生的自己搜求材料，作为辅助或是证明我的演讲之用。但这个努力的结果，不过使我感到中文参考书籍的缺乏。于是我便决意辞去教职，专门编书。我的入手的方法，是先用独力编一部《西洋史大纲》，作为基础；然后再借教书及自己研究的机会，去续编以下的几种书——有的独立可成，有的非合作不行——《西洋文明史》，《西洋近代史》，《亚欧交通史》，及《白种人势力扩张史》。”（《西洋史·原序》）

她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二十年代，而成就主要是1925～1930年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的《西洋史》(上下册)专著、《文艺复兴小史》、《欧洲文艺复兴史》等。

1924年前后，陈衡哲应商务印书馆之邀，编写了高级中学教科书《西洋史》上下册，这是她“独力编一部《西洋史大纲》”愿望的实现。陈衡哲是最早以个人对西洋历史的见解及史识著书立说的学者，奠定了她作为史学家的地位。她以清新的笔调将复杂交错的西方历史交代得清清楚楚，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三年之内，印至六版，成为风行一时的名作。《西洋史》共两册，分别初版于1924年和1926年，全书共十万余字。上册讲述从地球生物起源到但丁之死的上古史和中古史，下册讲述1321年到一战前夕的近世史，也涉及到战后的一些史实。这本书的一大特点是重点在于叙述西洋文明的历史，上古和中古部分尤为明显。几乎每一章末都有对本时期思想学术、语言文艺、科学的回顾，加重了文化的比重。她认为历史发展的轨迹，不是政治，而是文化。作者说：“我们深信，历史不是片面的，乃是全体的。选择历史材料的标准，不单是政治，也不单是经济或宗教，乃是政治、经济、宗教，以及凡百人类活动的总和。换一句话说，我们当把文化作为历史的骨髓。凡是助进文化，或是妨害文化的重大事迹和势力，都有历史的价值。这是这本历史取材的标准。”陈衡哲著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我们所要研究的，不是某某皇帝的家谱，也不是武人政客的行述，乃是我们人类何以能从一个吃肉的两足动物，变为一个代表现代文明的人。因为我们要研究这个人，所以不能不研究他的思想行为，和与他有关系的重要事物；所以不能不研究政治、工业、农业、文学、美术、科学、哲学，以及凡曾帮助他，或阻止他向前走的种种势力。我们不但要研究这些势力，并且还要了解他们的原因和效果，这便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目的。现在我们研究的范围，虽然只以西洋各国为限，但无论哪一部分人的历史，都具有普通和特别的两个性质。特别的性质，是某种人，某国人，所专有的；普通的性质，是人类所共有的。所以我们研究了人类的一部分的历史，不但可以了解那一部分的人类，并且可以了解自己的一部分。”（《西洋史·导言》）“本书所注重的，一为说明各种史迹的背景，一为史迹的因果，及彼此的相互影响，以求培养读者分析现代社会上各种现象的能力。”（《西洋史·例言》）

因此她在写史当中有意加入自己的议论，并明显地用小字表示出来。陈衡哲自身的社会经历、学识、政治及社会主张以及女性身份等诸多因素，使这部《西洋史》在民国历史教科书发展史上有着鲜明特色。所阐发之言论，不仅引人深思，而且对我们还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具体而言，首先陈衡哲是民国时期出版的全部历史教科书中，惟一的一个从女性的角度、女性的立场去论述历史进程的人。这种历史教科书在材料取舍和分析论证上的“女性”视角，反映了陈衡哲史学研究中独特的价值导向和历史解释。这种价值导向表现在，主张关注女性的历史，关注女性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基于此主张全面地重新解释历史。虽然陈衡哲视文艺复兴造就的一批女学者为近代女子解放的先驱，就工业革命对于妇女问题的积极影响也表现出了过于乐观的态度，但她分析问题的视角却是相当独特的。她在教科书中这样写道：“人民常有把女子参政运动视为女子运动的惟一事业者，这是一个大错误。女子参政固是妇女运动的一件事，但他绝不足代表妇女运动的全部。这个理由很是简单的，因为，第一，政治上的活动，不过是人生活动的一部分，他不但不能代表人生的一切活动，并且不是人生活动的中心点。其二，参政权的争得……仍不过是一件比较肤浅的事。妇女们如欲与男子们争到真正的平等，根本上尚以自己的智识的解放，能力的修养，及人格的提高为最重要。……所以热心此妇女运动者的最大责任，即是去帮助我们的青年姊妹，使她们能发挥她们个人的天才于最适当的道途，至于参政运动，却不过是这些道途中一罢了。”（《西洋史》，第301页）另外就是贯穿始终的反战思想。她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文化的复活孕育出近代欧洲文化，“由此可知，武力的胜利在一时，文化的胜利在永久。”（《西洋史》，第57页）全书最后一章结论部分预测“新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竞争是战争与和平的竞争，其结果将关系到现代文化的生死。

胡适评价说：“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她不能不倚赖西洋史学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然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说，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何兆武的评语是：“内容浅显、文笔清通、叙事清楚，在当时是一部优秀的教科书。”（《陈衡哲谈妇女缠足》，《读书》2000年第一期）四十年代初，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由蔡维藩负责搜集民国以来的西洋史或外国史教科书，进行比较研究，结论是陈衡哲的《西洋史》最好，是消化后的作品。1998年《西洋史》再版，傅杰在“本书说明”中说：“时间过去了七十余年，这部出自这样一位独特人物的有着独特风格的书，无疑仍然是值得我们重温的——尽管同样无疑的是它已不可能完全适合我们今天的需要。”（《西洋史·本书说明》）

陈衡哲对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有特殊兴趣。1925年她出版了《文艺复兴小史》，几年后修订出版《欧洲文艺复兴小史》。二书是中国学者较早的文艺复兴史著作。陈衡哲自称《文艺复兴小史》这本小书负有两重使命：“其一，是去补充我的西洋史的不及；其二，乃是去求引起一般普通人士对于这种史迹的兴趣。”（《文艺复兴小史·序》）她对文艺复兴史的兴趣可能与她和她的朋友们曾经把 “五四”新文化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关。胡适喜欢把“五四”运动比拟为文艺复兴，因为他视文艺复兴为西方现代性的真正肇端。“五四”运动和文艺复兴的共同之处在于：发生在半中世纪式的经济和社会状况之下，以语言问题为改革重点，个人从传统思想习俗和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需求等。从形势和精神气质看“五四”也与文艺复兴相同，都致力于人的解放，高扬人的价值，以文明的再生为目标。陈衡哲把文艺复兴视为现代文化的起源，把它解释为人的发现、语言文学的变革、科学的进步等。这显然与他们这一代对新文化运动的判断十分相似。陈衡哲认为文艺复兴的意义有两个：一是复生，即古文艺和人生观的复活；一是新生，即欧洲近世文化的诞生。恢复古文化是创造新文化的一条近路，文艺复兴对人类精神的影响之一是它对中古人生观的反动及上古人生观的复活。“希腊人生观的要素：一为入世观念，二为审美与和谐观念，三为市民观念，四为科学精神。”（《文艺复兴小史》，第49页）文艺复兴的原因在于个性的复活，即人的发现。“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的一个大转枢，也是近代文化的一个总渊泉。”（《文艺复兴小史》，第1页）她把文艺复兴的含义扩大到一切文化、一切人类活动的新生，其后的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西欧国家的兴起、法国革命、英国工业革命等都是文艺复兴的产物。有研究者说：“陈衡哲的《文艺复兴小史》只有六十页，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直至今天，不少同类书籍都未能脱离其藩篱。”（《历史学百年》，第275页）

她认为历史应当不哭不笑，而是理解和同情。历史的范围很广，但是不能把所有人类在空间里和时间里的一切思想事业都当作历史看待，历史学家要从中整理出一个历史，整理的方法是根据于历史观念。作为历史学家，陈衡哲的治史态度是严谨和认真的。她十分注重史实的真确性、客观性以及历史家应有的批判精神，强调研究历史必须以公平的眼光和敏锐的观察，去寻求历史上的真实事迹。她又很重视历史的借鉴价值。作为一名早期在欧美接受过现代史学正规训练的留学生，在西洋史研究方面有着专业造诣的学者，她在中国的西方史学和世界史研究中起了一定作用。

造命的新女性

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曾发表陈衡哲的一首诗——《鸟》，诗中说：

我若出了牢笼，

不管他天西地东，

也不管他恶雨狂风，

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

直飞到筋疲力竭，水尽山穷，

顺便请那狂风，

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

从中我们不难读出陈衡哲对个性解放和自由追求的强烈渴望。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数千年，女子所受的压迫尤为深重。清末以来，妇女运动开始出现和发展。一般认为戊戌变法是妇女解放起点，维新派和革命派都十分关注妇女问题。 “五四”运动带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前代，内容主要是宣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号召妇女投身革命；批判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提倡女子教育；反对纳妾、娼妓，要求婚姻自主等。陈衡哲就是这一代新女性的杰出代表。但长期以来女性在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社会生活等许多领域上还处于极其卑微的地位，当时的知识女性，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完成对既定目标的追求，需要付出比男子多几倍的努力，多几倍的艰辛。来自社会、家庭、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是挡在她们前面的一道又一道屏障。陈衡哲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较早冲破封建藩篱，通过读书，自强自立，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成为一个极不平凡的女子。1914年8月开始，清华学校每年招收10名女生赴美留学，陈衡哲就是这第一批中的一员。1914年，日后对推动中国科学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团体中国科学社在美国成立，在前期的三四十个会员中，只有她一个是女性。青年陈衡哲曾经抱独身主义，她认为对于一个现代知识女性来说，事业可以成为她生命的中心。坚持独身到29岁才与始终不渝地三万里赴美求婚的同学任鸿隽订婚；1920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成为我国第一个大学女教授后，年三十岁方才完婚。她年轻时曾拒绝缠足、反抗包办婚姻和力争求学。她没有传统妇女婉约顺从、多愁善感的性格，而有刚强不屈、坚持原则的个性，只要自己认为是有道理的事，根本无惧别人的看法。从小，舅舅就告诉陈衡哲：“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并且希望她能“造命”。“造命”相对于“安命”和“怨命”而言，是对命运的驾驭，意味着自由的奋斗，是主体对生命意义和生存方式的主动把握。在她的寓言小说《运河与扬子江》中，运河是一个安于命运、安于现状的传统女性的形象。而扬子江则是一个不畏艰险、不甘随波逐流、勇于奋斗、努力掌握自己命运的新女性形象。她不需要别人赋予的现成的生命，她要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一个崭新的生命，去实现生命的意义。为此，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哪怕撞得头破血流，扬子江也心甘情愿，在所不惜。“奋斗的辛苦呵！筋断骨折；奋斗的悲痛呵！心摧肺裂”，但只有“生命的奋斗是彻底的，奋斗来的生命是美丽的！”

她不但亲身实践了妇女解放，而且还在文章里宣传妇女解放思想，唤起后来者。陈衡哲的创作反映了“五四”新女性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展示了“五四”初期新女性的觉醒和奋斗，其间显示了作者对女性生命意义、生存价值的关注和思考。“五四”期间，陈衡哲对中国当时存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妇女问题，寄予了强烈的关注，并发表了许多有思想深度的文章，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比如《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文章，从不同方面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子女教育的问题。陈衡哲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才智与情感全面发展的现代女性，她的妇女观是建立在现代民主主义思想上的妇女观。陈衡哲既把女性看作是与男性同等的人，又能肯定女性不同于男性的生理、心理特质，并把妇女解放定位在“平等的发展个性的机会”上。

陈衡哲的现代女性意识是全面的、多层次的、深入的。她指出人具有“双重人格”：个人的人格和性别的人格。尽管男女在生理上是不同的，但“性人格”之外还存在一个更重要的平等的个性。“为了这个平等的个性，我们便不得不要求一个女子发展个性的平等机会，一个在教育上、环境上，以及职业上的平等机会。”“我并不是相信女权高于一切者，我也不相信智愚贤不肖的分类，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性别作为标准的；故我不愿把男子看成妇女的敌人。”“并不是说，每一个女子都须受到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或做同样的事业。我们不要求这类数学式的平等。我们所要求的是一个与男子平等的发展个性的机会。”作为女子，对于婚姻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我们愿意承受贤明家长或领袖的指导，但选择配偶的最后权，仍应该在妇女的自身。”（《衡哲散文集·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她认为在男女之间，最好不要注重争斗，而注重合作。“我们所应该自问的，是‘妇女们应该做点什么？’而不是‘妇女们能得到些什么？’”“得不得平等的待遇，是一种占有的心理，而能不能为国家与社会尽力的自责，乃是一种创造的心理。占有的心理常常要和别的占有的心理发生冲突，故它就很容易变为一种破坏的力量；只有创造的心理，可以保持它的永久纯洁，永久有建设的力量与成就。” （《衡哲散文集·妇女参政问题的实际方面》）总的来说，“女子解放的真谛，在志愿的吃苦而不在浅薄的享乐，在给予而不在受取，在自我的上进而不在他人的优待。简单说来，即是在心理与人格方面，而不是在形式方面。”（《衡哲散文集·妇女问题的根本谈》）

她认为妇女应享有选择配偶的决定权；法律应该保护妇女，让她们有权去反抗被强迫的婚姻，而且妇女在社会上应该得到与再娶男子的同等地位。她承认即使是自由结婚，也有可能出现离婚，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自由结婚的正确。“自由结婚与不得已的离婚，都是我所赞成的原则。在痛苦的婚姻中，离婚比不离婚还要道德一点。”陈衡哲对于“贤妻良母”的观念有这样的理解：家庭的服务是一种职业，女子应把家庭作为终身努力的基础，因为家庭的事业是可敬的，虽然家务劬劳，牺牲很大，但做贤妻良母的人，都是无名英雄。她以为母职是一件神圣和特殊的事业，所以为人母、为人妻的，应当尽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并由自己做模范，以培养儿童的人格。女性在服务家庭的同时，也能发展个人事业。因为“凡是靠了体力及智力所做的有目的和有成绩的工作，都可称为职业”，“贤妻良母的责任，不比任何职业为卑贱”。（《衡哲散文集·妇女与职业》）这个社会的家庭和男子，都是由女子在后面支撑，女子通过这种形式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可以说是一种职业。

她认为妇女解放的核心和前提在于女子的自我解放，即女子个人人格素质的提高。“女子自身的琢磨与解放，……是凡百妇女活动的一个先决问题。”（《衡哲散文集·妇女参政问题的实际方面》）妇女是否拥有独立人格，对于实践男女平等有关键性的影响。她强调女性应该接受教育，并发展个人事业，从而建立自信心，培养独立人格，以达到争取男女平等的基本条件。她认为要达到男女平等，首先是妇女解放，而传统妇女有依赖男性的人生观，缺乏新时代常识，又缺少一技之长，所以旧式妇女先要接受教育，增加学识，训练独立能力，培养自尊人格。她在散文《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中对女子教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说女子教育是“几千年来奴性的铲除”，“是独立人格的教育”，是“帮助她们能自己解放自己，从牢笼中跳出来，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做人”。“从根本上去整顿女子的教育，俾一般青年的女子，将来都可以有应付环境的能力，发展天才的机会，和维持生命的职业。”陈衡哲更要求女性从一个性奴隶的被动角色提升到一个主导地位。发挥一己所长，努力发展事业。她认为“一个真正解放了的女子，必是受过相当教育，明了世界大势，有充分的常识，独立的能力，与自尊的人格的。”

陈衡哲不单在文章中指明中国妇女解放的必要和途径，更以身作则。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现代知识女性从陈衡哲那一代起就是尽力兼顾社会角色与贤妻良母的责任的。

巾帼爱国不后人

作为一个生长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陈衡哲和同时代人一样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经受离乱之苦，目睹外国的先进。她有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和改造社会的愿望。1923年，陈衡哲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说：“我所能努力的，是借了文艺思想来尽我改造社会心理的一分责任。”正是抱着“改造社会心理”这一明确的功利目的，陈衡哲以其特有的目光观照社会、过滤人生，进行文艺创作。

“人格”是她的文章中出现频率很高的词。陈衡哲自选的《衡哲散文集》共分五编，编编不离人格：第一编通论，提出并总论人格命题，强调人格修养是人生最根本的问题；确立人格修养的标准，就是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再加上一句“大名不能惑”。要这四件成功，必须树立”唯真理与社会的幸福是求的人生观”。在第二编“妇女问题”里，陈衡哲把妇女解放与人格修养直接联系起来，指出妇女解放的真谛，即在心理与人格方面，而不在形式。在第三编“教育与青年问题”里，陈衡哲着重阐说了青年养成坚贞人格的途径。她认为先天条件是前提，但主要靠教育。她说生平最佩服两句话，以之为个人物质生活的金科玉律：“鹪鹩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

1933年，清华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时，国难已深，已是知名教授的陈衡哲在演说中，沉痛地对年轻的校友们说：清华大学的存在，乃是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大国耻的纪念与象征。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人问起我是不是赔款学生（Indemnity Student）时，我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惭愧与羞愤。这个感觉，在我心中，至今还不曾消灭。”她又说，“我们自身既是一个大国耻的象徵，我们便应该加倍的努力，以期能把这两个新旧的国耻扫除廓清。”“我以为人格的修养，却是最为根本的。假使一个人的人格站不住，那么，无论它有多深的学问，多大的才能，多强的体魄，也不过如老虎添了翅膀，只能加深它的祸国殃民的能力，是讲不到洗刷国耻的。”（《衡哲散文集·清华大学与国耻》）

在国难当头之际，陈衡哲所关心的不光是一些具体而迫切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思考更深入、关乎民族长远命运的大问题。1935年6月，她写了《我们走的是那一条路？》，认为应该走的路就是“内在的预备”，“即是在大难当前的时期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咬着牙齿，先把自己的身体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后再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听候国家的征求与使用。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语说的，‘真金不怕火烧’；故一个有气节的民族是不但不会畏惧外来的侵凌，并且还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为一个身心交织的火洗礼，然后再从那灰烬之中，去淘出那愈烧愈坚的真金来。”

1935年，中央军入川，此前四川一直为地方军人控制的局面被打破，开始了地方中央化的过程。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受命于1935年8月-1937年6月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先生夫妇正是为了建设未来的民族复兴大后方才到僻远的四川去工作的。1935年冬天，陈衡哲夫妻带了一双小儿女从北平来到武汉长江边上。民生公司的民权轮给旅客提供了安全与舒适，更提供了一种中国人的自尊。日后陈衡哲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民权轮“很不错，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船呀！”在这种小事上也可以看出陈衡哲的爱国情怀。

入川后，陈衡哲在四川大学教授西洋史。她发现四川陋习甚多，便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题为《川行琐记》的文章，批评了四川的一些社会现象。她批评说：“纳妾，这自然是中国的一个腐败制度，决不是四川所独有的。但四川的情形却另有不同。在别的地方，妾的来源不外三处，那便是：丫头、娼妓，和贫苦女孩子。在四川，有许多阔人的所谓‘太太’却是女学生，而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而且四川不以吸鸦片为耻，这是四川问题和别处不同的又一例。她叹道：“假使不把四川一般人民的人生观改良，而想它去担负那民族复兴的担子，乃是一个大笑话！”她以为，当时四川的大症结“其实还在政治和社会意识的两方面，什么大学教育，什么经济履行，还不是要根据在这两根柱石之上？”对此，她说，政治的改造不在我们的权力之内，暂且不说；社会意识的改造却能说不是教育界的责任吗？陈衡哲并不是只说或是只写不做的。到成都后，时时有青年给她写信求见，除了生病，她从不拒绝他们。有女朋友写信给她，请她以她的人格思想影响到妇女界，她也想着，用什么法子可以使一班清白的少女们能永远保持她们的自尊心，和发展她们的能力与人格呢？但她感到，“我之所能努力的——无论是对四川的青年，或是对于全国——仍不过是一支笔，一张嘴，和一颗忠诚的心。真是渺弱得很呵！”然而，因为她写了四川落后，四川的一些人就不放过她。《川行琐记（二）》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三个月后，也是任先生在川大工作快满一学期时，成都的报纸忽然对于这篇文字大肆攻击。这使任鸿隽备感压力，最终在1937年夏辞职而去。可见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揭露丑恶现象需要的勇气和承受的压力。

九一八事变后，陈衡哲多次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阴谋，阐述“多难兴邦”的哲理。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她又指出，抗战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军事的胜利，一是为民族复兴奠定基石；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根本目标，是永久的、独立的。她呼吁：国难当前，“我们不但要学着过一点刻苦的生活，并且还应该抱一个不怕死的决心。这个决心是我们人格的火洗礼，受过这个洗礼的人，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做，什么重任不能负，什么精神与身体上的享受不能牺牲？”（《衡哲散文集·国难与知识界的妇女》）“在战争的时候，妇女们的第一天职，是在这个乱离穷苦的社会中，尽力去养育与教导这一群未来的领袖，使他们都能走向那身体和精神上的康健大道，成为任重负艰的人才。”（《衡哲散文集·妇女在战时的责任》）在当时政局动荡不安之际，衡哲夫妇却选择留在国内，因为他们立志为国家效力，舍不得离开这块土地与同胞，认为国家正处于危急关头，每个国民都应该牺牲奉献，贡献一己所能。“假若我们能把自己的种种享乐，放到一个角落里去，把国家与人道，移置到我们生命的中心点来，我们便将立刻感到一种恬淡静寂的味道，觉得身心自由，不为物役了。”（《衡哲散文集·清华大学与国耻》）

一代才女陈衡哲，她的创作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史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她更是新时期女子解放的先驱。作为北大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是北大以之为骄傲的人物。北大前校长蔡元培先生赠莎菲夫人诗一首可谓确当：女子何渠不若男，如君杰出更无惭。

外家文艺经陶养，西学英华久咀含。

能为孟坚完汉史，夙闻道韫擅清谈。

唱酬更喜得嘉耦，庐阜圣湖数共探。（《蔡元培先生手迹》）

（本文由谢慧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