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福春教授作为核磁共振F.Bloch学派的重要成员之一，在核磁共振应用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的工作……他在世界上首次从实验上确立了核磁共振谱线的“化学位移”现象；还首次观察到SbF6负离子的核自旋劈裂谱线结构，成为第一个涉足核磁共振及其应用研究领域并做出奠基性贡献的中国科学家。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候选人推荐书》
虞福春（1914－2003），福建省福州人，1914年12月9日出生于上海市。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练习助理研究员。1939-1946年先后任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研究助教,讲师。1946年留学美国，1949年获俄亥俄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任斯坦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1951年2月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并历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代理主任（1951-1952）和系主任（1982-1983）、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1952-1955）、技术物理系副主任（1955-1982）、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所长（1983-1986）等职务，还曾任国家教委理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兼物理实验组长（1984-1990）。他在核磁共振研究领域曾取得重大研究成果，为核磁共振谱学及其应用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载入二十世纪科技发展史册。他从教大学物理教育事业近六十载，弟子数千。他为创建、发展中国第一个核教育基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为办好北京大学物理系，为推动全国的物理教材建设、教学改革、尤其实验教学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中国核科技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宗师。主要著作有《核磁共振频率对化合物的依赖关系》、《关于稳定同位素的核磁矩》,《关于17O的自旋和磁矩》及《以电子激起及游离化锂原子之几率》等。
发现化学位移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和寿命不断提高，其中医疗技术的进步便是重要条件之一。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医学检查手段由 B超而CT而核磁共振，日新月异。目前核磁共振最为医生、患者所看重，而其基础原理的发现者之一便是虞福春教授。
1949年下半年虞福春教授到斯坦福大学，在核磁共振发现者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布洛赫（F.Bloch）教授的实验室从事核磁矩测定研究。虞福春教授了解当时核结构理论研究状况和存在的分歧，因此他知道自己的工作对检验核壳层的单粒子模型理论的作用。他与另一位博士后普洛克特（W.Proctor）合作，首先测量了14N和15N的磁矩。按照理论，14N的磁矩是正值，而15N比14N多一个中子，其磁矩应该是负值，也就是说核磁矩与核自旋角动量方向相反，实验结果恰恰证明了理论的正确性。
就在对大量液氨样品（NH3+NH4NO3+Cr(NO)3）测定14N磁矩的过程中，他们耐心地反复实验，仔细地分析长达几十米的记录纸带，又用慢扫描方式认真确认信号的真伪并测定其频率，就惊奇地发现有两条临近谱线。接着他们又利用在浓度为2.0摩尔的MnSO4溶液中加NH3NO3做样品，在10500高斯磁场下，测量14N的核磁共振谱，发现在3300kHz附近有两条相邻的谱线，频率差为1.6kHz。进一步实验表明，它们分别来自NH4+中的N核和NO3-中的N核。这表明核磁共振频率与该核在分子中的化学环境有关，随化学环境的不同而稍有改变，也就是谱线位置稍有移动。这就是著名的 “化学位移”（Chemical Shift）效应。几乎同时，狄肯逊（W.C.Dickinson）对19F核的不同化合物进行核磁共振谱测量，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因此，虞福春、普洛克特、狄肯逊三人成为国际公认的化学位移现象的发现者。
随后虞福春教授在测量59Co的过程中，发现一系列八面体结构的59Co离子络合物的核磁共振频率可相差1%之多。受此启发，他试测了各种八面体结构离子的核磁共振谱。在同一年里，他又和普洛克特合作，在测量 KSbF6水溶液中SbF6- 离子的核磁共振谱线中，发现了由于自旋耦合而产生的谱线劈裂现象(Splitting due to the Nuclear Spin Coupling)。
核磁共振谱线的化学位移效应和自旋耦合劈裂现象的两项发现是后来所有核磁共振应用的基础，创造了物质结构分析的最有权威的方法，推动了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巨大的核磁共振仪器产业，并载入二十世纪科技发展史册。霍顿 (G.Hotton)把化学位移的发现视为“磁场对分子的影响” 这一从三十年代开始的重大研究课题中的一项重要成就。有关论述核磁共振的专著都高度评价这一成就。1996年在美国举行国际核磁共振发现五十周年庆祝大会，特地专函邀请虞福春教授参加并再次对此发现做出高度评价。后来发展起来的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在医学上被广泛应用，还在2003年被授予诺贝尔医学生理学奖。
系统测量稳定核素的磁矩
虞福春教授在斯坦福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一年多的时间里，与普洛克特合作精确测量了20余个稳定核素的磁矩，占周期表内具有磁矩的稳定核素总数的20%以上。其精确度可以和原子束测量方法相比。布洛赫教授对此曾作出评价：“------以极高的精度测量了许多核素的磁矩，特别是测定了其磁矩的符号，其中有些在过去连近似值都不知道，这些值的重要意义在于和后来新的核壳层模型相联系。”他们测定的这些数据，全部作为精确值被权威性书刊收集，并不断被引证。为原子核基本参数的测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能够精确测量多种稳定核素的磁矩，虞福春教授曾提出用多探头的方法扩展频率范围，从而克服了原先可调磁场范围的限制。他在普洛克特的帮助下制作了一个探头，成功地用于一系列稳定核素的磁矩测量。这一方法曾被瓦里安（Varian）公司采用，并为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rage National Laboratory）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核磁共振谱仪。
在测量一系列稳定核素的磁矩中，最重要的是适当选择和制备相应核素化合物的液体溶剂样品，而这些几乎完全是属于化学操作工作。恰好，虞福春教授在学生时代就受过良好的化学操作训练，因此制备样品对他来说却是易如反掌，也恰恰解决了许多一般物理学家难以胜任的困难问题。例如，自己合成一系列具有八面体结构的络合物；他还自己制做简易的玻璃真空系统和壁厚一毫米的玻璃试管，利用液氮冷却法制备几十个大气压的氙和氧化铁混合物样品，从而成功地测量到氙原子核的磁矩等。就这样虞福春教授以其敏锐的物理思想、深厚的学术功底、熟练的化学操作技能和精湛的物理实验技术，加上和擅长电子学的普洛克特合作，他们日以继夜地辛勤工作，终于取得了成功。
准确测定17O的自旋为5/2
1950年虞福春教授与瑞士人奥德(F.Aider)合作，在普通水中发现了一个未知的核磁共振信号，他们正确地判断为17O的核磁共振信号。首先他们用布洛赫教授关于核磁共振的唯象理论初步计算，得知17O的自旋应当是5/2。这个结论是关系到原子核壳层结构中是否存在自旋与轨道耦合的证明，如果结论是肯定的，那末17O的自旋就应该是5/2，而且磁矩应与中子的前三位完全符合，并为负值。众所周知，自旋是不能利用核磁共振谱仪直接测量的，而是从核磁共振信号的幅度，再根据布洛赫方程推导出来的公式计算而得出来。因为这一结果的意义重大，布洛赫教授曾慎重地将有关论文压了好几个月，并要求他们在不同条件下，排除干扰，反复测量17O的核磁共振信号幅度，确保结果正确可靠。虞福春教授按照这个要求进行了一系列的测量工作，并计算出17O的自旋都接近5/2。为了减少误差，提高测量精度，还专门从劳伦斯实验室借来含有17%浓缩17O的水做一系列实验，证明结果还是一致的。为了慎重再慎重，布洛赫教授去壳牌石油公司的研究室对上述水中的17O的含量进行质谱分析，同时虞福春教授也作了一个电解水的装置，把含浓缩17O的水电解，对电解出来的两个氧气样品进行质谱分析，所得数据和劳伦斯实验室提供的数据相符。就这样，进行了足足三个月的验证工作，才将文章送到《物理学评论》（Physics Review）杂志，公布17O的自旋为5/2的结果。这也是首次从实验上肯定了迈耶（Mayer）的核壳层模型理论的预言－原子核中存在自旋与轨道的耦合。否定了非贝尔格（Feenberg）的观点。
值得骄傲的是，40年代末虞福春教授测得的17O的磁矩值，经过了50年与国际公布值相比，仅有0.3%的差别。而且公布值的误差正好落在他当时公布的误差范围之内。这也是表现虞福春教授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勇气、决心、耐心、细心、严谨、勤奋作风的一个典型例证。
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献身北大和全国的高等物理教育事业
1951年2月，虞福春教授在新中国成立的鼓舞下，怀着满腔热血报效祖国，婉言谢绝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布洛赫教授对他的挽留，放弃了自己科研成就可以进入顶峰和在美国可以得到优厚待遇的机会，毅然偕妻儿全家回到了北京，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他始终站在教学第一线，全身心地投入了祖国科教兴国的伟大事业。他对教育工作，对北大，还有一种强烈的舍不去的感恩情节！他家庭出身贫寒，父亲是随时都面临失业威胁的小职员。他自幼学习勤奋刻苦，中学、大学都是靠学习成绩优异而获得的奖学金，和做家教所得的微薄收入才得以完成学业。在北京四中读书时，受优秀数理老师李直钧和化学老师刘景昆的言传身教，从而向往教师这一神圣职业。在日伪时期，他有多名亲人因饥饿、疾病而丧生，他自己也深受失业、失学的痛苦。1939年是由他的恩师饶毓泰教授资助其南下路费，才得以从北京到达西南联大任职。他在西南联大的6年的工作经历对他的爱国主义和尊师爱教的思想、科学道德和作风以及行政工作能力的形成与提高，乃至整个人生道路都有着决定性作用。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物理名师们荟萃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为了顺利地进行教学改革，北京大学成立全校第一个教研室——普通物理教研室，虞福春教授担任主任。他和黄昆教授一起，每人带一个班，承担了1952级共200人的两年半制5个学期的普通物理教学工作。他们以丰富的教学经验，深厚的科研功底，精心组织，严密构思，深入浅出地讲课，并亲自主持课堂讨论，启发和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同学们反映说：这种高水平的讲课，简直把物理讲活了，听他们的课，是一种享受。一年后，黄昆教授另有重任，虞福春教授就只身上200人的大课，还兼做学生班主任工作，直到把原子物理部分讲完才告一段落。在这段时间里，虞福春教授还亲自领导了普通物理实验室的建设工作，也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教师，这就为北大普通物理教学建立了优良的传统。此时，许多兄弟院校的物理教师也坚持来听他的全部普通物理课程，做全部普通物理实验，从而也推动了全国的普通物理教学水平的提高。
虞福春教授在物理教学第一线前后工作了近60年，他几乎教过全部大学物理基础课程，也包括计算方法、计算机语言和实验数据处理等新的课程。他精通普通物理实验、中级物理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在物理理论与实验教学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曾长期担任《物理实验》、《教学仪器与实验》全国性期刊的主编，对促进物理教学的改革和提高广大物理师资的水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学识渊博，学风严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始终站在物理教学改革的前列。80年代初虞福春教授就认识到，必须从物理学人才在当今科技发展与经济转轨中地位的变化，来探索物理教学的改革问题。1985年6月，在高等理科院校的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组长会议上，他从国家全方位改革的形势和发展交叉学科的需要出发，深刻地阐述了社会对物理人才需要的多样化，以及物理学人才从事工作范围更加广泛这一必然趋势的观点，提出了物理学专业本科生的业务规格、课程结构、教学环节、教材建设以及有关教学改革政策等一整套改革的建议。他特别提出要把原来分五门课，由不同教师讲授的普通物理，改为一门整体课程，由一位教师讲下来，使学生能够尽早接触到现代物理学的内容。后来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教师实现了这项改革，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的这一系列教学改革的思想与实践，不仅对全国物理教学改革有深远的意义，而且在当时对全国理科教学改革思路的提出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虞福春教授在担任高等学校理科物理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兼物理实验组组长期间，虽然年逾古稀，仍不顾辛劳，走遍全国十多个城市，每年都参加综合大学及师范院校的“全国物理实验教学经验交流会”、“物理人才作用研究报告会”等一系列会议。每次他都亲自作报告，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论述教学改革，主张教师讲课要少而精，学生知识面要宽，要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和创造能力。他把教书育人放在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教学的核心位置，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呼吁对教师的劳动，包括准备实验、编写教材，都给予充分肯定。他非常关心师范学院的教育，认为教师不仅是某一方面的专家，而且都应该是教育家，培养教师的教师更应如此，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师院教师对自己工作的认识和信心。
凡对物理学有深刻了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重视物理实验。爱因斯坦曾主张物理学课堂上应充满实验，少讲公式。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范恩曼（Richrd.Feynman）说：“如果要科学进步，我们必须有做实验的能力，能够忠实地报告实验的结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还要有解释所得结果的智慧。”作为物理学教育的一代大师，虞先生深谙此道，所以他特别关心物理实验教学的改革、发展以及师资队伍的成长，针对地方大学和师院对实验教学不够重视，提出必须把实验物理从物理课程中独立出来的建议，大力宣传实验教学在整个物理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鼓励发展有特色的实验和创造实验教学的新经验。他主张要发展我国自己的物理教学仪器，坚持举办各种教学经验交流会或学习班，他还从物理实验本身的规律论述了艰苦奋斗过程是实验室达到高水平的必经之路。他在这方面的工作与活动，正确地引导着物理教学改革的方向，尤其对提高我国实验物理教学质量和稳定实验物理教师队伍都有重大意义。
创建中国第一个原子核教育基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1955年初，中央做出了关于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的战略决策，不久，教育部分别从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调来了胡济民、虞福春和朱光亚三位教授， 负责筹建北京大学物理研究室（简称物研室），建立中国第一个原子核教育的基地。1955年七月物研室正式成立，教育部任命胡济民教授为主任，虞福春教授为副主任。同时调入复旦大学卢鹤绂教授，以及张至善、孙佶、孙亦樑、吴季兰等教授（当时还都只是骨干讲师），和数名助教组成了强悍的教师队伍。他们从零开始，在很短时间里就制定出了大学四年级的教学计划，又分头准备各类课程。他们克服诸多困难，包括购置器材，自制稳压电源、电子计数器、脉冲发生器、计数管探测器等，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建立起核电子学与核物理实验室。又从全国几个大学的物理系三年级学生中选拔招收了一百名学生，同年十月正式开学上课（包括核电子学与核物理实验课，也包括几个简单的放射化学实验），于是在第二年即1956年夏就有了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届核物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
物研室的的发展十分迅速。1956年开学时，除原子核物理专业外又增加了放射化学专业，加上二机部送来大批培训生，学生人数超过400人，1958年开始正式招收这两个专业的六年制的一年级本科生，加上各年级的进修生，学生总数达800余名。同时物研室改名为原子能系。1962年后改称为技术物理系。在这段时间里，为了适应国家迅速发展核工业的需要，适应系规模的迅速膨胀，虞福春教授作为核物理学科的主要带头人和系的主要负责人，他和张至善、陈佳洱等一起为建成核电子学、原子核物理、加速器等实验室，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为此，他们还精心组织、建设了金工厂、木工车间、玻璃工车间、精密仪器仪表车间、电子计数器车间、变压器车间、计数管车间以及几乎是应有尽有的物资器材室。它们为后来技术物理系的发展，和能够不断承担和完成各类科研项目，奠定了技术基础，提供了许多必要的设备，并不断提高加工工艺水平。同时为技物系形成并长期保持了一支工种齐全、技术精湛、优秀而稳定的机械加工队伍。
50年代，世界上只有少数科技发达国家开始有核教育专业，尤其是核物理实验教学基本无所借鉴，在虞福春教授等的领导下，物研室通过1955至1957年培养两届毕业生的实践，为确立我国核物理、核化学两个专业学生的规格，确定主要课程、基本教材以及主要实验仪器等，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经验，也为技术物理系乃至全国各兄弟院校培训出了一批优秀的实验核物理师资人才。这期间，虞福春教授亲自担负起“原子核物理实验方法”“核能谱学”“原子核物理导论”等新课程的讲授，还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开设了“原子核物理实验方法”课。在60年代他以于群为笔名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原子核物理实验方法》的教材，对全国核物理实验教学具有深远的影响。1962年为了调整、恢复教学秩序和提高教学质量，虞福春教授亲自兼任核物理教研室主任，带领年轻教师恢复和改造实验室。同时为了提高基础课的教学质量，他带头在技术物理系上“电动力学”课。讲课中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极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这门课经过30余年的教学实践，逐步趋于成熟，最后与郑春开教授合作，写出了《电动力学》教材，并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80年代，他又领导技术物理系成功地进行了普通物理的教学改革。
截至21世纪初，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培养出了3000余学生，他们大多数都是我国的优秀核技术人才，遍及全国各地，其中许多人已成为著名的专家、教授、院士、英雄模范、高等学校或研究院所的领导以及学术带头人。为此，技术物理系曾被誉为“核科学家的摇篮”。虞福春教授肩负历史重任，以他的智慧、经验、辛勤劳动和敬业精神，为创建物研室、建设技术物理系，发展中国的核教育事业，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领导筹建重离子物理研究所
1969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中，虞福春教授随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远迁至汉中，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实验室被拆得七零八落。在汉中年近花甲的他和年轻人一样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从宿舍到工地，爬山就需约半个小时，甚至还要参加夜战。他住集体宿舍，在当时称为“五七食堂”（食堂里只有5分和7分的菜）里用餐。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度过了3年，但是在他的心里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技术物理系的前途和发展。他思忖着过去办系中的经验和教训，技术物理系在短短15年中，经历了紧急创建、飞速膨胀，后来58年的“科研大跃进”、60年的“科技革命”，62年调整提高以及文化革命再次受到严重挫折的过程，其中科研工作受损尤为严重。因此他认识到，只有把科研搞上去，才是技术物理系得以发展的关键。1971年，全校各系开始讨论其发展方向问题，虞福春教授就热情积极地投入到这一有关重建技物系的重要工作。他善于把握科学前沿，又能从实际出发，他与胡济民、陈佳洱教授等一起，认真调研，深入群众，广泛讨论，共同确立了重离子物理研究方向，解决了当时技术物理系核物理专业长期没有明确方向的大问题，也极大地激励了全系教职工重新建系的信心与决心。与此同时提出了研制、建立重离子直线加速器的发展规划。虞福春教授为此奔波于教育部、国家科委、北京市科委、核工业部之间，不停地书写报告、汇报工作、认真答辩以争取支持。1972年末，得到了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与拨款。同时教育部与核工业部也认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的重离子物理研究方向。
重离子加速器属于国际前沿课题，当时国内还是空白，在汉中这样一个一无资料二无设备的条件下开展工作，就更加困难。虞福春教授克服了各种困难，想尽办法为科研组寻找大量文献资料。在他的鼓励下，组织翻译出版了《带电粒子束的输运》一书。他亲自在教研室范围内作了“椭球静电计测量高频场的原理”、“微扰小球法测量高频场的原理”、“用等效电路法研究高频腔的原理”、“定向耦合器的原理与设计”、“高频腔的阻抗匹配”、“高频滤波器”、“射频放大器”、“时域反射计的原理与应用”等等一系列加速器射频电子学专题报告。当时在国内买不到几十MHz频率范围的高频器件产品，例如各种规格的定向耦合器、终端负载、衰减器、环行器、隔离器、反射计等，甚至连一个像样的100 MHz的示波器都找不到。虞福春教授就亲自动手，进行严格计算与设计，拿起金工、电工工具，自行制作不同规格的带状线平行耦合器型定向耦合器，也做了许多同轴型反射极小的50欧姆终端负载和衰减器。为了满足实验室大量高频测量工作的需求，他经过仔细调研，又和北大仪器设备处商讨，克服重重阻力，引进了精密的频率综合器、高频矢量伏特计（相位计）、500 MHz示波器以及时域反射计等重要仪器设备。这样就建成并完善了高频实验室，也培养出了一批高频技术人才，打下了在北大研究重离子直线加速器的基础。他和陈佳洱教授共同指导设计、制造的第一个螺旋波导型聚束腔，后来用于研制400KeV倍加器氘束脉冲化系统，于1985年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
1979年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从汉中搬回北京。虞福春教授被正式恢复副系主任职务，他立即着手领导筹建研究所，设法使之成为培养高级人才、开展科研工作的基地。1983年教育部批准，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并成为教育部直属科研单位，虞福春教授任第一任所长。此后，虞福春教授与陈佳洱教授一起精心研究办好研究所的具体做法和步骤。同时，他还通过主持研究生班，开展离子注入模拟计算等研究，又开辟了离子与固体相互作用的新研究方向，为加速器离子束应用研究做好了理论和干部准备。总之，虞福春教授在确立研究方向、争取经费和各方面的支持、解决加速器关键技术、装备实验室、支持建造4.5MV静电加速器、发展加速器新应用、培养中青年骨干队伍等各个方面，都为北京大学重离子物理研究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大师的风范
虞福春教授永远没有忘记，是恩师饶毓泰的培养与教导，才使他改变了人生的道路；是抗战胜利和祖国解放，才使他获得新生。和他一起在斯坦福工作过的一位美国朋友曾回忆说，当年他婉言谢绝布洛赫教授的挽留，决定回北京任教时，说的话很简单：“回去帮助老师完成要做的工作”。此后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在北大脚踏实地地工作，经历了各种政治风云，耐得住寂寞和清贫，为一生能当“教书匠”而自豪。在他最后住院一年多的时间里，惦记着最要做的事还是如何报答恩师饶毓泰先生，最后与家人商定，用他微薄的积蓄为恩师饶毓泰先生塑造一尊头像，安放在物理学院，才完成了他的夙愿。
虞福春教授对于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毫不含糊，同时也十分关爱他们。对于他们每一步实验，都要经过严格审视，一丝不苟。对于实验中出现的现象，从不轻易下结论，而是反复验证。他批改论文，无论是中文稿还是英文稿，他都要经过逐字逐句，反复推敲，认真修改。他经手审批的稿件也全都是经过仔细捉摸，提出既具体又中肯的意见后才交稿。就是在为《基础物理实验》写序言前，也先要经过认真听取和了解作者所在单位教学与教改的情况后才动笔。完成后还需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处理”，再次修改后才肯拿出。
虞福春教授襟怀坦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见，1958年大跃进时他坚持严格的科学作风，反对不切实际的幻想。当时他被认为是“崇洋媚外”、严重“保守”的“绊脚石”，让他靠边站，有职无权。但是他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顶着极大的压力，坚持到实验室和他的学生们一起工作，并嘱咐他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分析和使用数据，不能为了迎合某些方面的需要，就弄虚作假。1987年他的学生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在征求他的意见时，虞福春教授一方面给予热情的支持，同时也嘱咐他们要实事求是，对于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充分的调查研究，要把困难想的周全等等。他强调申请基金本身不是目的，完成国家重要的科学研究课题才是最重要的。
虞福春教授从来把名利看得十分淡薄。他呕心沥血，备课上讲台，编写了无数的讲义、教材，一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物理教育事业，他在传授物理知识的同时，还把自己毕生的教学经验也传授给了在北大以及全国的弟子 。70年代末，全国恢复高考，在技术物理系两次搬迁的恶劣条件下，他热情地招收研究生，经过翻阅大量资料和深入调查研究，确立了研究方向后，他又亲自审查图纸，联系加工，具体指导实验工作和撰写论文，直至组织论文答辩。后来，论文的有关部分曾发表在国际知名杂志上，但是虞福春教授坚持不署名。80年代他和陈佳洱共同指导的项目“高压倍加器氘束脉冲化系统”获北京市科技进步奖，他仍坚持不署名。同时期他亲自指导双平衡耦合器及其应用的研究工作，最后他自己只作为推荐者而由两位年青人署名在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上发表研究论文。
的确这样，虞福春教授可谓是尊师爱生，言传身教，襟怀坦白和淡泊名利的典范。在和他交往相处的最后岁月中，我们越发感觉到在他的记忆和视野里的一切，包括他自己，都那样的清澈透明，那样的平静。
（本文由赵渭江 李坤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