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云铸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是中国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地质教育家。孙云铸教授┄┄在中国地质界的活动超过60年。他对古生物学和地层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不少领域中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他在地质教育方面的贡献有深远的影响。他在北京大学执教30余年，几代地质学者都受教于他。中国有名的地层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大多数是他的学生。

——王鸿祯

孙云铸（1895-1979）江苏高邮人。古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地质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地质学系1920年毕业。后留学德国，获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教育司司长、地质矿产研究所副所长、地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地层古生物研究室主任，中国古生物学会理事长、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北京市人民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等职。主要著作有《中国北方寒武纪动物化石》、《关于中国寒武纪地层界线问题》、《早古生代中缅地槽的范围与特征》、《太平洋—早古生代生物扩散的主要中心》等。

一代宗师

孙云铸先生1920年6月毕业于北京大学。孙先生这一班是北大地质学系第二届毕业生，也是1917年恢复招生以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孙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1952年；同时在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兼职，直至1933年。

1920年，在北大地质学系发展史上是值得记载的一年。这一年，李四光教授和美籍地质学家葛利普教授同时应聘来校任教，对提高师资水平，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推进科学研究工作等，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葛利普教授还兼任地质调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孙先生成为他来华教学和研究工作的第一位助手。葛利普教授讲授“古生物学”、“地史学”、“高等古生物学”、“高等地层学”等课程，孙先生给他助教，协助他准备教学材料、辅导学生、帮助带实习课。1920年10月，地质学系学生杨钟健等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地质学会（成立时称地质研究会），葛先生应邀多次给学生演讲，孙先生常作翻译。葛先生的文章《化石及其生成》，1921年及1923年分两次刊登在该学会的《会刊》上，也是孙先生翻译的。

孙先生在教学上进步很快，与葛教授合作讲授一些课程，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1926年5月24日至31日，第14届国际地质大会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孙先生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会议，并提交了一篇概括论述中国下古生界的综合性论文—《中国的寒武系、奥陶系与志留系》，这是中国学者首次提交国际地质大会的有分量的论文，大会报告后，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和好评。孙先生，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还被选为这次大会的副主席兼地层组（第三组）主席。

经葛利普教授推荐，孙先生在参加这次国际地质大会后，赴德国哈勒（Halle）大学深造，师从著名地质学家瓦尔特（J. Walther）教授，仅一年时间就完成了一篇有关三叠纪菊石的高水平论文，于1927年获哈勒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德国一家科学出版社将这篇论文出了专刊。访欧期间，他还在德、法、英、捷、瑞典等国进行了地质考察，并在英国剑桥大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地质研究，访问了英国帝国学院著名古生物学家瓦兹（W.W.Watts）教授。当时，孙先生已是一位较成熟的古生物学者，得到瓦尔特和瓦兹两位名家的指导，受到他们渊博的学识和良好学风的熏陶，扩展了学术上国际交往，对他以后在中国地层学、古生物学方面作出的广泛贡献有重要影响。

孙先生回国后，1929年被聘为地质学系教授，30年代初被聘为研究教授。那时，他的课程很多，例如1928-1929学年度第二学期，他与葛利普教授共同讲授“地史学”，并上实习课。葛利普教授讲“高等地层学”，孙教授上实习课。此外，孙教授还讲“中国标准化石”及“世界地质”两门课。“中国标准化石”后改为“标准化石”，是在我国大学地质学系中第一次开设的一门课程。孙教授经常开设的课程有：“古生物学”、“地史学”、“地层学”、“高等古生物学”、“高等地层学”、“标准化石”、“世界地质”等。往往一学期同时开设三四门课，工作量是很大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在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昆明，称西南联合大学。孙教授从1937年起任北大地质学系主任，并先后兼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地质地理气象学系主任。他仍讲授“古生物学”、“地层学”、“中国地质”（区域地质）、“地层学原理”、“标准化石”等课程。

1946年5月，北京大学复员回到北平，孙教授仍担任地质学系主任，主持系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一方面延聘教员，一方面恢复实验室。在教学工作方面，除按原来计划培养学生外，还增设了一些课程，如：“X光结晶学”，“古植物学”，“人类古生物学”和“中国地质问题讨论”等。

孙老师在教学工作中有许多特点是当时的教师和学生铭记终生的。他既重视学生的基础知识，又注重把学生的思想引向广博和专精。他循序渐进、左右贯通的教学得到学生的好评，使同学们对地层、古生物课产生了兴趣。他讲古生物学时，常带来一大包参考书和论文，课堂上放满采集来的化石标本，每讲到一种化石时，讲明该化石的特征后，便给同学们传阅观看，然后把该化石的特征扼要地写在黑板上，使人一目了然，有时还对某学者的观点加以评述。由于他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考察过国外不少地质剖面，旁征博引，叙述详尽，引人入胜。他注意用启发式来教育学生，依据多年从事古生物学研究的经验，特别着重对三叶虫、笔石、菊石等化石的特征和演化过程作出独到的剖析，使学生能触类旁通。在地层划分方面，他特别注意化石种群、沉积旋回和地壳运动等因素的影响。他不囿于一家之说，开出不少参考书让学生有机会阅读，获得较广阔的知识。他倡导学生要全面掌握知识，所以学生除选修本系的课程外，选外系的课也不少。他善于启发学生的思路，吸引学生对地质、古生物学的热爱，他喜欢介绍名著作者的情况及学术经历，使学生像听故事一样就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学到了科学的工作方法和思维方法。

孙老师在长期的教学工作中，始终非常重视抓实践教学，而决不限于课堂上的“授业”、“解惑”。他常说，野外是最好的地质课堂，野外地质基本功的锻炼是学好地质的基础。通过野外实习，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学生不仅从课堂上学到地质知识，也在地质实践中深入理解地质学理论，逐步掌握地质工作方法。在西南联大期间，系里规定，各种课程都在星期五以前安排，星期六及星期日在昆明附近作野外实习。规定地质测量为必修课。野外实习不合格不能作毕业论文。四年级以充分的时间作毕业论文，尤注意地质图之绘制、地层之确定及矿产之分布。作本科毕业论文，必须填绘好工作区域的地质图。一至三年级学生平均每年参加野外实习不少于两次，作毕业论文的野外工作时间就更长了。在当时学校经费不多、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只靠学校的经费是不可能长期远途进行野外工作的，主要是靠孙老师的多方联系才得以实现。1941年12月出版的《地质论评》曾报道：西南联大地质系“现设备虽无北平时代之完善，但云南各种地层皆甚发达，可谓一理想之天然实验室，是以补室内仪器之缺乏。故目前虽经费拮据，而系中对野外实习仍极重视，各班于上学期中均曾多次举行。”“如二年级同学除在昆明市郊作地质初步观察多次外，最近由孙云铸先生亲自率领往二村实习，并发现寒武纪之古杯化石。”

孙老师在野外工作中，与同学们一起爬山、观察地质现象、画素描图、采集标本，具体指导学生进行野外地质工作。见到化石，就蹲下来聚精会神地敲打。有一次在山东大汶口实习时，孙殿卿同学打到一块三叶虫标本，孙老师问他：“有什么收获吗？”他说：“打到一块三叶虫化石”。孙老师接过标本，轻轻吹掉浮土，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异常兴奋地说：“好！可能是个新属。”接着就拿着标本教学生怎样鉴定化石，分析这块标本为什么可能是个新属，……然后，从地质包里取出绵纸，将标本包好，又取出手帕把它捆好。孙老师这种认真细致的工作精神深为学生们折服。

北大复员北平后，首先是面临经费困难，孙老一面竭力争取野外实习费用；一面苦心筹划，从地区选择、日程安排诸方面，想出节省的办法，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保证了学生的野外训练。1947年秋和1948年，北平已处在解放军的大包围圈中，国民党政府对城内外交通和人员往来管制极严，尤其是害怕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潜往解放区。在这样的形势下，孙老师还是利用各种关系，办理了极其繁难的手续，承担着巨大的风险（如果带出城的学生少回来一名，负责人就要以“引导青年投奔共产党”的“通敌”罪论处），完成了大部分野外教学计划。

孙老师认为办好教育第一要有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在西南联大期间，在地质学方面有许多著名的学者在系里任教，王烈、袁复礼、冯景兰、张席禔几位教授始终在联大任教，孙老师虽然是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但他聘任教师是从全局出发的，根据系里的专业方向的需要，聘请教师，王恒升、谭锡畴、杨钟健、王炳章、张寿常等教授都在联大教过课，或工作过一段时间。米士教授是德籍构造地质学家W.H.施蒂勒的学生，米士是犹太籍，1936年为逃避希特勒对犹太人的迫害，施蒂勒让他替自己应聘到中山大学任教。1940年，中山大学要从云南迁回广东，米士希望到西南联大任教。孙老师立即聘请他来校，在构造地质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孙老师不仅注意发挥米士教授在教学中的作用，而且在各方面都非常关心他。由于中国与德国处在战争状态，来自德国的米士曾一度被捕，孙老师给许多上层人物写信，花了很大力气才把米士保出来，充分反映了孙老师求贤若渴的胸怀。1946年北大复员之初，地质学系师资力量薄弱，孙老师四处奔走，八方罗致，请到了王竹泉、黄汲清、阮维周、徐仁、杨杰、潘钟祥、裴文中、杨钟健等名教授来系任教或讲学，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对当时尚在国外留学的王鸿祯、马杏垣、董申保诸先生，孙老师除保持经常联系外，曾多次将他们列入拟聘教师名单上报学校，争取编制，保证他们学成来校任教。这三位先生都先后回国，回到北大地质学系。此外，孙老师又择优选才，补充了一批青年教师。孙老师用人以适应教学需要、选聘英才为原则，反对门户之见，在他的教学班子中，除北大的老人外，有来自北洋大学、清华大学、西北联大等校的同仁。

孙老师处事虚怀若谷，善于团结协作。他在西南联大任系主任达八年之久，受到大家的尊敬与爱戴，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而成，系里又有地质、地理、气象三个学科，各校都已形成自己学风、特点，学术观点自成体系。孙老师并不以自己原是北大地质学系主任，就偏顾局部，而是从全局出发，融各校办学之长，发扬各校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很好地领导了系里的工作。教师、学生之间融洽相处，更无山头之说，直至抗战胜利，各校复员。

孙老师极其重视教学基本建设，努力创造良好的办学条件。北大地质学系建系之初，化石标本多从国外购进，外国商人往往取巧贩卖，从中牟利。孙老师痛感祖国科学落后受人欺凌，他在欧洲留学时在各地注意采集标本，所获甚丰，且多上品，回校后，将这些标本赠送给系里供教学之用。到昆明后，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十分困难，孙老师1937年上半年曾在中山大学任教，他把在广州的书籍全部搬到昆明，依靠他的藏书，古生物学在各种课程中是参考书最全、最完整的课程。那时，教学标本非常缺乏，孙老师组织师生在野外工作中采集和鉴定标本，短期内搜集到以云南为中心的较系统的区域地层和古生物标本，不但解决了教学上的急需，也锻炼了青年教师的工作能力，增强了他们的基本功。复员北平之初，系里办学条件极差，百废待兴，孙老师就积极组织人力清理系图书室，清理仪器，整理标本，着手建立或加强各种教学科研辅助机构，如陈列室、绘图室、切片磨片室、模型室等。为了补充系图书室中缺少的重要书刊，他遍跑旧书市，或写信给国内外同行，多方求助。为了罗致有经验的技工，亲自奔走联系。孙老师让他的助手郝诒纯先生整理配备古生物教学标本，要求十分严格。分类配套以国产标本为主，国内实在缺少的才允许用外国标本补充，理由是学生将来主要在国内工作，所以教学首先要联系本国实际。对每类标本的分类位置、属种名称、产出层位和地点、所属地质时代，都要求准确鉴定，不允许半点差错。此外，还配备欧洲和北美的两套标本供学生参考，使他们放眼世界，获得更全面的知识。1948年暑期，孙老师去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行前曾提出一份顺便在国外添置图书仪器的申请，虽因当时北大经费拮据而未获批准，但由此也可看出孙老师对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视。

孙老师一贯重视科学研究，即使在条件艰苦的西南联大期间也不放松，系里的研究工作是结合西南，特别是云南的建设和矿产工作进行的。1938年，当局成立西南经济调查合作委员会，学校请了7位教授代表联大参加，孙云铸教授即为其中之一。1942年，系里与云南建设厅合作，成立云南地质调查委员会，孙云铸教授兼任主任委员。1943-1944年，他担任云南大理等5县地质调查队队长。1944-1945年任横断山脉（保山地区）地质调查队队长。那时，学校与矿业部门、建设部门合作开展了许多地质工作，例如，易门铁矿、一平浪煤矿、个旧锡矿、东川铜矿、滇中铁矿、富源锑矿、叙昆铁路及滇缅铁路沿线地质调查等。师生们对云南的地层及构造作过大量调查和研究，对云南矿产的调查，如煤、铁、铜、锡、铅、汞、磷等资源，都有新的发现。教授们还发表了许多论文，孙云铸教授发表的论文有：《云南西部之奥陶纪海林檎动物群》、《滇西中志留纪地层》、《滇缅古地槽》等。教授们从野外归来都有学术报告，如冯景兰的西康铜矿的报告，米土的滇西大理及丽江地质及登喜马拉雅山的探险报告，袁复礼的滇西地质报告，孙云铸的滇西保山一带地质及中国地层的报告等。国内不少地质学家也来校作学术演讲，如谢家荣、王竹泉、朱庭祜、杨钟健等。每次学术报告后都有热烈的讨论。

孙云铸教授的一生大半是在解放前度过的。他为人坦直，刚正不阿。在解放前，他洁身自好，不与反动势力合流，爱护青年学生，同情学生运动。1947年5月29日，平津各大学教职员500余名发表宣言，呼吁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以诚意谈判并实现和平，迅速依照政协路线，成立联合政府。孙云铸教授是签名人之一。1948年秋，他赴伦敦参加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会后在苏格兰和英格兰访问和考察地质3个月，期间与留美的进步人士接近，并参加了进步的国际科学工作者协会。1949年初北平解放，他毅然谢绝了到澳大利亚讲学的邀请，回到香港，经历了不少困难，绕道返回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孙云铸教授继续担任北大地质学系主任。当时，为适应经济建设的开展，急需培养地质人才。孙老师与全系教职员一起，努力学习党的方针政策，积极进行教学改革，力求使教学工作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以培养真正能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地质专门人才。从1949年至1952年，地质学系招生人数逐步增加，有关生产单位又纷纷委托代培学生。孙老师急国家之所急，对下达和委托的任务无不勉力承担，他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妥善布置教学任务，组织大家精心设计，最大限度地发挥各项设备的使用效益，而且积极活动，争取领导和有关方面的支持，认真对待每项任务。孙老师精神振奋，意气风发，夜以继日地工作，鼓舞着全系同志的干劲，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终以有限的人力和条件，保证了超负荷任务的完成，培养出新中国第一批地质人才。那时，孙老师常说，共产党、人民政府给予我们发挥聪明才智、真正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的机会，要抓紧时机，努力工作。又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你真心为人民服务，什么都好办。我工作几十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心情舒畅。在忙于岗位工作的同时，他还以高度的热情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950年经许德珩教授介绍加入九三学社，担任北大支社主委，并连续三届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还当选为北京市第一至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孙云铸教授调任地质部首任教育司司长，他亲自参与、策划和领导了北京、东北、成都三所地质学院和南京、武汉等10所中等地质学校的筹建与创办工作，为新中国地质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院系调整时，以北大地质学系与清华大学等校相关系科为主，组建了北京地质学院，北大设地质地理学系，但地质学专业没有招生。孙老师一直重视综合大学的地质教育，热爱北大地质学系，决心为恢复北大地质学系而努力。为此，他奔走于地质部、高教部和北大，得到地质部副部长许杰教授等的支持，北大地质地理学系地质学方面的专业于1955年夏恢复招生，并从重庆大学、北京地质学院调来乐森璕、王嘉荫教授负责恢复和建设工作。孙老师的远见卓识为北大地质学系的恢复、为理科地质人才的培养，起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地质学方面的专业刚刚恢复，急需延聘名师任教或兼课，孙老师对此积极支持，并举荐学者到系兼课。1959、1960年，他还应邀为古生物学专业四年级学生讲授“三叶虫专题课”，深受学生的欢迎。那时，孙老师虽然离开了北大，但对地质学系的建设和发展仍很关心，不时提出指导性意见，多次参加系里举办的学术报告会、论文答辩会。1960年他在系里演讲时，把育人方针总结为“严、选、放、行”四字诀，即：“严格要求，善选尖子，大胆放手，躬行实践。”

孙老师从1920年开始在北大地质学系任教，至1952年，长达32个春秋。其间，1921-1922年还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系兼课，1924-192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班兼课，1931年下半年至1934年，兼任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1937年上半年任中山大学客座教授。孙老师近60年的地质工作生涯，一半以上在大学执教，1952-1956年任地质部教育司司长，是一位从事地质教育工作较早、时间最长的学者，他在地质教育方面的贡献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治学之道和教育方略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孙老师是一位深受大家尊敬和爱戴的地质教育家。

春风化雨育人   诚心举贤荐能

孙云铸教授从1914年入北大预科学习，到1952年离开北大，除短期在北洋大学读书和在中山大学任教外，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了36年。从1920年至1956年，从事地质教育工作36年，其中在北京大学任教32年，连同20世纪60年代在北大上课，共有34届学生听过他的课。从1937年至1952年，担任北大地质学系主任达15年之久，是北大地质学系任职最长的一位系主任。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我国很多地质学家都受教于他。北大地质学系及西南联大地质方面的毕业生，听过孙云铸教授课的学生中，许多人成长为地质各学科造诣很深的专家，其中有44人于1955、1957、1980、1991、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占这五届院士136人的近1/3，还有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可谓桃李满华夏。人们都习惯地尊称他为“孙老师”。孙老师待人以诚，平易近人，对后学关怀备至，数十年如一日，凡曾受过他教诲的学生都深志不忘。

孙老师对学生的学业从严要求，常教导青年，只有奋发图强，将来才能有所成就，报效祖国。学生考试不及格差0.5分都要补考，决不通容留情。学生作毕业论文，孙老师亲临野外指导，仔细地检查学生的工作成果。韩德馨等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孙老师选定滇南婆兮泥盆纪地层作为他们这一个小组的毕业论文课题，韩德馨等3人在孙老师指导下，先后采集了12箱标本，对该地地层划分提出了初步看法。孙老师不只听他们汇报，还和另两位老师到现场检查工作，反复观察，提出问题，反复讨论，最后同意学生们对该地地层划分的意见。孙老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精神，以及对待工作严肃认真的态度，令学生们终生难忘。

孙老师对学生愿学地质者都十分欢迎。张炳熹早在中学时代就对地质学发了兴趣，并学习了一些矿物学和地质学的知识。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但成绩不够入地质学系的标准。当时，孙老师是代理系主任，特许他入地质系学习。他学习成绩很好，毕业后留校任教，后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曾任地质部地矿司总工程师、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张炳熹从1936年至1952年，除在美国留学4年外，都在孙老师领导的地质学系学习和工作。他认为这段时间，对一个青年来说是很宝贵的。他说：“我能在这样难得的机遇中学习地质是很幸运的，而孙老师给我的学习机会和对青年人的关怀，是我终生难忘的。”郝诒纯1939年初秋在西南联大读完一年级后，决定从历史系转入地学系，以实现他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的愿望。好不容易经历史系主任同意转出，但听说女生学地质不受欢迎，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孙老师的办公室，老师正用放大镜观察一块标本，在她说明来意，看完她的申请表和成绩单后，孙老师连说：“不错，不错，你学得不错”。接着若有所思地注视着她说：“啊！你是女生。”这把她吓了一跳，不料孙老师却接着说：“很好，学地质的女生太少，欢迎欢迎。”爽快地批准了她的入系申请。还拿起那块标本对她说：“这是珊瑚化石，就产在云南，将来你要学的。”系主任的亲切、热情与风趣，出乎她的意料，大大坚定了她学地质的信心。郝诒纯1943年毕业后又在孙老师指导下做了3年研究生。1946年复员北平时，孙老师预约她到北大任教。不料回北平后，理学院领导以妇女做地质工作不宜为由，反对聘用女教员。经孙老师再三力争，方同意聘她为系秘书兼助教。郝诒纯看到老师多方奔走，左右为难，曾表示另谋他就。但老师一再劝她不要放弃专业，并告诉她：“做好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的主观努力和坚强的意志和毅力。”孙老师的开明和爱护，给予她极大的鼓舞与鞭策，立志要努力拼搏，作出成绩。解放后，郝先生曾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1952年院系调整后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成就为著名的古生物学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

孙老师对青年人一贯热情关怀，多方设法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工作中的困难，使之安心于学习和地质工作。孙殿卿1935年从北大地质学系毕业，那时找工作很不容易，他先在河北一所初级中学教书，1936年在山东省民政厅谋到一个位置，厅长要他与另一位学地质和一位学化学的人一起组建地质探验室，任务是找矿和土壤分析，特别是找煤矿。接受任务后他感到很为难，想来想去，回校向孙老师请教。孙老师热情地说，搞找矿和土壤分析，首先要建立起化验、岩矿实验室，并详细列出需要购买的仪器、图书的清单。关于野外工作，孙老师说地层很重要，找煤一定要把地层搞清、搞准，并建议他们方便时把山东寒武纪地层好好研究一下。按照孙老师的指教，他们向民政厅领导作了汇报，组织人力采购，很快便组织起地质探验室。孙殿卿很感激孙老师的帮助，顺利地闯进地质征程的第一关。后来，孙殿卿在李四光教授指导下，成就为一名地质力学专家，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西南联大时期，战时生活，饮食较差，韩德馨胃病日渐加重，孙老师劝他抓紧治病，并介绍一位西医给他诊断医治，胃病慢慢好转。1943年考取北京大学地质学部研究生，孙老师是他的导师。除指导他进行学习和研究外，还介绍他到南菁中学兼教地理和化学来补贴生活。韩德馨和同学一起参加昆明“一二·一”爱国运动，南菁中学一位老师被国民党特务杀害，1945年底，他从校外回校，传达室工友告诉他，近日有不三不四的人在校门口想方设法地找他，同学们劝他转移，由于风声日紧，他向孙老师告别并获谅解。韩德馨回忆在西南联大的往事，深感孙老师一生对地质教育事业忠诚艰辛耕耘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怀念和尊敬。韩德馨后来成就为著名的煤田地质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老师对年轻教师非常关心，着力培养。马杏恒1942年在西南联大地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孙老师领导下，在米士教授指导下，在地质调查、制图等方面得到很好的锻炼，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1945年抗战胜利后，英国文化委员会在华招考留英学生，地质方面在全国招收两人，经考试录取两人，但其中一人因患肺病不能出国，孙老师知道马杏垣是第三名，亲自到重庆教育部交涉，使他有出国学习的机会。他十分感谢孙老师对一个年轻教师的关心和培养，决心学成之后，一定按时回国为母校服务，报答孙老师等师长的培育之恩。1948年在伦敦召开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孙老师和他都参加了。孙老师听了他在会上报告的有关苏格兰北部山区变质地质和成因岩石学研究的博士论文，给予热情的鼓励，并告诉他北大地质学系还一直留着名额，等他回校任教。1948年8月，他回到了阔别3年的母校，安排他讲授构造地质学，并带领学生完成了燕山地区1:50000区域地质测量任务。马杏垣说：“孙老师主持系里的教育方针和大的计划安排，工作中非常民主，系里许多任务，放手让王鸿祯、张炳熹和我这些年轻教师承担。我们这些人后来虽然从事不同的教学科研工作，并兼任了院、系领导工作，孙老师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工作作风和道德情操，始终是我们从事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的典范。后来马杏垣成就为一位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

我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重要奠基人

辛亥革命后，中国学者开创了自己的地质事业。但早期多为满足地质矿产勘查之急需，那时极少有人从事古生物学研究，中国学者所采化石多送到国外鉴定。中国学者在中国直接从事古生物学及生物地层学的研究，是从李四光、孙云铸开始的，而专门在此领域工作时间之长、成果数量之丰、质量之优，在老一辈地质学家中则首推孙云铸，孙云铸教授是我国著名地质学家、中国古生物学、地层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孙先生在年轻时就显露出科学研究的才华。1923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第一届年会，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孙先生向大会提交了两篇论文：《开平盆地上寒武统》和《奉天的早寒武世化石》，后刊登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2卷第1-2期上。1923年，他给北大地质学会的学生作了一次“古生物学在近代科学上之地位”的演讲，这是一篇关于古生物学的综合评述，演讲后发表在《科学》杂志第8卷第4期（1923年）上。1924年1月，中国地质学会举行第二届年会，孙先生又提交了两篇论文摘要：《开平盆地奥陶纪地层层序》和《直隶临城寒武纪化石》，并刊登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3卷第1期上。

特别值得提到的是，1924年发表在《中国古生物志》乙种第1卷第4册上的《中国北方寒武纪动物化石》，专门论述了中国北方的寒武纪地层和三叶虫化石。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公开出版的大型古生物学专著，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重视。它的出版对中国古生物学发展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古生物志》是一套大型古生物学专著系列丛书，在国际上受到高度赞誉。孙云铸是在这套丛书中发表专著的第一位中国学者。葛利普教授对他的助手和同事取得这样优异的成果非常高兴，著文祝贺，并特意在寓所举行集会，庆祝中国学者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面世。孙先生大学毕业不久，在1923年至1924年的两年中就发表了3篇论文、2篇论文摘要和1部专著，实在不容易，这反映出孙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

孙老师长期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在科研方面，他治学的特点是，善于把教学和科研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既出人才，又出成果，善于从中国的地质实际出发，从实践中发现问题，形成研究课题，经过深入研究，形成自己的见解；善于把点上的深入与面上的扩展很好地结合起来；善于从总体上把握一门科学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孙老师的研究工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古生物门类上，以三叶虫为研究重点，在地层上，以下古生界，尤其是寒武系为重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代表性著作是《中国北方寒武纪动物化石》（1924年）、《中国的寒武系、奥陶系与志留系》（1927年）。此后，他继续向纵深方向突进和向横广方向扩展，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又发表了两部专著，即：《中国中部和南部奥陶纪三叶虫》（1931年）和《中国北部上寒武纪之三叶虫化石》（1937年），后者是继李四光教授  ＃ 科著作之后最详细的生物地层著作。他还把三叶虫的研究范围加以扩展，在研究寒武、奥陶、志留、泥盆等纪的三叶虫化石，三叶虫的古生态，三叶虫的地理区系等方面，陆续作出一系列重要成果。孙老师是我国三叶虫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孙老师的研究范围还扩展到其他门类。在头足类化石方面，他留德的博士论文《壳灰统上部锯菊石类的口缘和住室》于1928年正式发表，这是一篇关于菊石形态功能分析的古生态学理论著作，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后来，又在《中国古生物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即：《湖南中部叶棱角石化石的发现》（1935年）和《山东内角石（新属）—中国最古之全壳亚目》（1937年）。后者在角石以至整个头足类起源和演化的研究上有重要的意义。孙老师是我国研究笔石类化石的先导。他于1931年发表的《中国的含笔石地层》一文，对中国下古生界含笔石地层作了全面的分析与概括，这是第一篇全面论述中国一个门类化石地层分布的论文。他还出版了《中国奥陶纪与志留纪的笔石》（1933年）和《中国北部下奥陶纪笔石化石》（1935年）等中国较早的笔石专著。40年代，又开展了我国南方笔石化石的研究，为综合研究我国笔石动物群的分类、演化和地层学意义，作出杰出的奠基工作。他是我国最早研究棘皮动物化石的学者。1936年发表的《芒刺海林檎化石在中国的发现》一文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篇海林檎纲化石的论文。尔后，还撰有《亚洲多房海林檎种的地层学与生物学地位》（1947年，合著）、《滇西一些奥陶纪与志留纪海林檎类的早期发现及其意义》（1948年）等论文。在珊瑚类化石方面，早年研究横板珊瑚及四射珊瑚，后又研究湖南晚泥盆世的珊瑚化石，均有专著问世。1936年完成的《中国泥盆纪四射珊瑚研究》的文稿，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58年才在《中国古生物志》正式发表。孙云铸教授在古生物研究方面的造诣与贡献，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罕见的，人们都赞誉他是一位一专多能的古生物学大师。

孙老师研究古生物化石，决不囿于认识其生物学特征与意义，更重视研究化石在解释地质现象、说明地质环境和探明地质历史方面的作用，坚持古生物学研究为地质学服务的原则，因此，在地质学的其他相关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在地层学方面，根据三叶虫研究建立了寒武系分统和上统的分阶、分带方案；根据鹦鹉螺、三叶虫和笔石的研究确定我国北方奥陶系的分层系统；根据多门类动物群的研究提出我国南方志留纪和泥盆纪地层划分的意见；确定了我国南部石炭系下界；从菊石化石的发现与研究，肯定侏罗纪海浸在广东的存在并确定海相侏罗系的下界；从菊石的研究，初步奠定了西藏侏罗系和白垩系的分界等。孙老师对我国海相地层的研究，下起寒武系，上至中生界末，涉及每个纪的地层，在区域上，从东北到西藏，从东南沿海到西南边陲，研究的地质年代跨度之长，地域之广，无人可比。

孙老师还发表了许多综合性、总结性和理论性的著作，涉及更广泛的学科和领域。他于1941年提出、1943年正式发表的《就中国古生代地层论划分地史时代之原则》一文，提出以沉积旋回、地壳运动和古生物群组合作为划分地质时代的三原则，主张根据对三原则的综合研究确定地层时代，长期以来赢得地质工作者的认同和采用。“古生物群组合”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对传统的“标准化石法”的检讨，而且指出了生物地层学研究的新方向。他于1948年发表的《云南古生代地层问题》及《关于中国寒武纪地层界线问题》，都具有较高的综合性与理论性。1948年他在伦敦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宣读的论文《太平洋—早古生代生物扩散的主要中心》，则是古生物学、地层学、古生物地理学研究的高度综合的结晶，这一论点得到很多国内外学者的认同和支持。在大地构造和地壳运动方面，确定了中国古生代的一些上升运动（如云贵运动、冶里运动、金鸡运动等）及其地层意义。在丰富的地层、古生物资料的基础上，发表《早古生代中缅地槽的范围与特征》（1945年）一文，提出“滇缅古地槽”的概念。在区域地质方面，对云南省大理地区六个县和保山地区的地质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在古地理和古生态方面也作出许多重要科研成果。人们称孙老师是中国地质学界各分支学科的共同导师。

孙云铸教授著作宏丰，超过100种，其中包括古生物学24种，地层学16种，生物古地理3种，学科理论综述等11种，古生物著作中有《中国古生物志》专著6种（三叶虫3种，笔石2种，珊瑚1种）。这些科研成果是我国地质科学和地质事业的宝贵财富。

1995年10月1日，是孙云铸教授百年诞辰，地质矿产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等单位联合举行了纪念活动。1994年初，孙云铸教授的学生杨遵仪、孙殿卿、叶连俊、王鸿祯、董申保、刘东生、马杏垣、郝诒纯等8位院士倡议，出版孙云铸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并成立了由8位发起人和地质矿产部、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大学地质学系、中国地质大学等单位成员组成的编委会，委托中国地质大学地质学史研究室组织编辑出版工作。该纪念文集于1995年10月出版，名为《中国地质学科发展的回顾—孙云铸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由王鸿祯教授主编，书中收入地质学科史及专题评述文章25篇，缅怀孙云铸教授的文章14篇。作者多为我国地质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其中有两院院士25人。大家深切缅怀这位北京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北京大学的优秀教师，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和卓越的地质教育家。

（本文由于洸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