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我心中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为创建西南联大殚精竭虑的蒋梦麟校长
周 爽 马建钧
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在北京大学百余年历史上,蒋梦麟先生(1886—1964)是众多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1930年12月,他辞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一职后,被任命为北大校长,1945年10月辞职离校,前后长达近15年之久,而其中有8年多时间是在抗战时期的长沙临大、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任上度过的。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陷入敌手。北大、清华、南开奉教育部之命迁湘,合组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任临大筹委会常务委员,教育部代表杨振声任秘书主任。
迁校伊始,又值战乱,三个历史不同、风格各异的大学匆促合组,主持校务的难度可想而知。但蒋梦麟仍一如既往“有魄力,有担当”(胡适赞语),临危受命,赶赴长沙,与梅、张两位常委共当担重任。按照三常委的工作分工,他主要负责总务方面的工作。临大常委会下设秘书处、总务处、教务处、建筑设备处等四个常设办事机构,分别负责落实常委会议决的事项;为便于管理,又陆续设置了图书、课程、设备等若干专门委员会,聘请教授参加主持,借以办理好各项专门事务;在学科设置上,将三校原有科系进行调整归并,节省经费开支,提高教学效率。另外,三校分别设有自己的办事处处理各自的事务。临大的各项重要措施和决策等一应校务,都是通过常委会议讨论决定的。其间从1937年9月16日第一次会议到1938年2月23日最后一次,总共召开了57次常委会,几乎每两三天就要开一次,每次会议必有与会人员的亲笔签到和议决事项的明晰记录。蒋梦麟除因学校西迁之事赴武汉汇报,后又先期至昆明筹措校舍公出外,共参加36次(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
在常委会的领导下,三校和衷共济,克服诸多困难,完成了校舍勘定、经费支配、院系设置、师资遴选、学生收纳、建筑设备及教学设施筹置、行政组织等事项,于1937年10月26日举行开学典礼,11月1日开始上课。长沙临时大学虽然匆促组建,存续不足6个月,但她不仅使三校师生在战火连天的岁月中,有了一个暂时驻足栖身之所,使弦歌能够赓续,文脉得以保存,同时也为日后的西南联大奠定了物质、师资、组织、规则、经验甚至情感等方面合作办学的基础。
是年年底,南京沦陷,武汉告急,长沙亦多次遭日机轰炸。临时大学何去何从,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临大初步决定西迁昆明后,因为各种原因曾有反对意见,蒋梦麟即赴武汉向教育部乃至最高当局汇报,陈述迁校的必要和紧迫,终获首肯。返校后,他又被任命为临大昆明办事处主任,先期赴昆,负责新校的筹备工作。
1938年2月,蒋梦麟经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开始筹建工作。蒋梦麟、秦瓒等先遣人员首要的任务就是在筹划建新校舍之前,为从长沙来昆明的千余名临大师生找到可供暂时使用的教室和住房。为此,除先期租到江西旅滇同乡会等几处大的会馆作为立足点外,蒋梦麟和张伯苓又于1938年3月6日联名致函云南教育厅厅长,商借省立昆华农业学校、昆华工业学校及昆华师范学校部分房舍(后又商借了昆华中学),并面晤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请其协助。事情很快如愿以偿,但校舍仍不敷用。蒋梦麟又亲往蒙自考察,寻找合适的办学地点。3月14日回到昆明后,15日他即与张伯苓常委召集会议,决定文、法学院设蒙自,理、工学院设昆明,三校各派一人到蒙自筹设分校。有意思的是,由蒋梦麟代表学校具名签署租用蒙自海关关员住宅的合约,商定租期为1年3个月,而对于租金对方仅要求“国币一元预先付清。”蒙自法国领事署的房屋则“免费让与”临大“住用”,“其交换条件系租户……将现在存放于蒙自法国领事署内之档案文件及器物一部分包装运送于云南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六》190、192页) 迁滇的临时校舍或租或借,在短时间内初步解决,这不仅体现出当地政府及民众对临大师生的深切同情和尽力援助,同时也反映出蒋梦麟在紧要关头的负责精神和办事能力。长沙临大西迁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主持校务。常委会每周二下午开会议决校务(假期为两周一次)。1938年10月后,各院、处长列席会议,逐步形成“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 的办事格局(冯友兰《三松堂全集·一》293页)。在长沙临大行政组织、管理规则的基础上,联大常委会第92次会议修正通过校务会议、教授会组织大纲,相继恢复校务会议、教授会等三校以往尊重教授、民主管理的有关组织和制度,并先后设立70余个专门委员会,聘请教授主持,以协助常委会完成各项重要任务;重新修订执行《教务通则》等有关办学的各项管理制度和规则,学科建设亦有发展,除原有文、理、法商、工4学院外,1938年8月增设师范学院,1939年8月恢复三校原有的研究院、所,由三校分别管理。1939年8月,联大新校舍竣工并交付使用,原先的蒙自分校撤消,文、法学院于1938年8月返昆。为防备日军侵入云南之万一而筹建的叙永分校,也于1941年8月迁回,全校师生终于集中在昆明。尽管敌机轰炸频繁,校舍也曾数次被炸,但此后联大再未因战乱而迁徙。联大的各项工作也逐步得以有条不紊地展开。其间最令常委们头疼的问题就是办学经费的局促,以及后来因昆明物价腾贵而造成师生生活的困苦。为此,蒋梦麟、梅贻琦都曾数次先后赴渝,向当局面陈困难,争取经费补助。在常委会记录中,可看到:“梅主席报告:蒋常委在渝向当局商洽本校教职员米贴情形。”“蒋常委报告:此次赴渝向教部接洽校务经过情形。”“蒋常委报告:在渝接洽补助本大学职教员生活费用经过情形。(当局)为昆明物价高涨,特拨给本大学职教员生活补助费贰拾万元,已交由本人(蒋梦麟)带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132、229、259页)1938年4月至1942年12月共召开188次常委会,蒋梦麟参加149次。(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联大缘规而行后,蒋梦麟相继兼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社会职务,并开始着手《西潮》等著作的撰写,诸多的社会活动也占去了他相当的时间和精力。1945年6月,蒋梦麟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 10月,按《大学组织法》有关条例,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职务。
由三校合组的西南联大是唯一一所“与抗战相终始”(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的联合大学。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说,除师生们基于爱国、报国的责任感和抗战必胜的信念而敬业求知外,三常委均具谦和宽让的君子之风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早在决定筹办临大之初,蒋梦麟就写信给胡适并由其函告其他常委:“虽职务各有分配,而运用应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经验毅力为吾人所钦佩,应请主持一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055页)作为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曾是蔡元培早期的学生;1908年赴美留学,先学农科,后转修教育学,师从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1917年以《中国教育原理之研究》通过论文答辩,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美留学期间,他与孙中山先生接触密切,并为其革命机关报《大同日报》撰写文章。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中记载了孙先生对蒋梦麟人格和才干的赞赏:“少贤(蒋梦麟字)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对于革命议论,风发泉涌笔利如刀,又宣传家之大手笔也,文字革命时期不能少此人。”(转引自《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117页)1917年回国后,蒋梦麟曾在江苏省教育会、《新教育》杂志社等组织任职。1919年至1926年,他受聘为北大教授、总务长等职,在蔡元培校长离校期间,就曾数度代理校务。后又相继担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国立浙江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特别是在辞去教育部长之职,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后,他继承蔡元培校长教育改革事业,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办学方针,在坚持“研究高深学问,养成专门人才”办学理念的同时,特别强调“陶融健全品格”,在胡适、傅斯年等人支持下,对学校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争取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延聘名师,开展学术研究,购置图书设备,完善校舍建设,从而将北大推向了中兴。1935年蒋梦麟以北大校长名义领衔与清华、师大等校校长、教授多人发表宣言,反对日本欲取我国华北统治权所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因而遭日军嫉恨,被其“请”入兵营。他单身赴敌,大义凛然,舌战日军,待脱险后,婉拒了友人外出暂避的劝告,仍坚持在平主持北大校务。当时,“以学校的历史与校长之资历论,孟邻先生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他坚决主张采用常务委员制,并在实际上推请梅月涵先生主持一切的学校行政。”(陈雪屏《“和光同尘”与“择善固执”》) 三校合作,难免会有各种矛盾。当有人主张拆伙时,他反对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叶公超语,《笳吹弦诵情弥切》20页)蒋梦麟在1943年1月在给胡适的信中曾写道:“弟则欲求联大之成功,故不惜牺牲一切,但精神上之不痛快总觉难免,…… (对联大我是)不管者所以管也。”也许正是这种所谓不管就是管的方式,体现了蒋梦麟顾念大局,宽厚仁让的良苦用心。正如冯友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所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三松堂全集·一》301页)“这固然是由于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和南开校长张伯苓先生都是谦谦君子,但假如没有先生(指蒋梦麟)那样的‘善与人同’的胸怀,恐怕西南联大没有那么好的名誉。”(毛子水,《寿蒋梦麟先生》)对此“我们不能不归功于孟邻先生”(陈雪屏语,转引自《走出象牙塔—蒋梦麟传》219页)。
今年正值西南联大建校七十周年,我们掬取蒋梦麟校长在西南联大之点滴缀成此文,以志纪念。纪念那段播迁流离的岁月,纪念那种刚毅坚卓的精神,纪念那些勉力敬业的师长前辈,纪念为联大、北大服务多年的常委、老校长蒋梦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