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北京大学校报》2009年12月15日第三版学术专版

袁振英在北大的历史留痕

     周爽  马建钧

北京大学档案馆校史馆

2009年7月14日是袁振英（1894—1979）诞辰115周年纪念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等单位于8月在上海举办“纪念袁振英诞辰115周年学术研讨会”。这促使我们于研讨会前对这位并不十分熟悉的北大学子进行了一些了解和研究，特别是从北大的历史档案中去探寻他在北大的历史留痕。

袁振英，曾用名震瀛，1894年7月14日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温塘乡茶中村，祖辈几代教书。5岁开始随父读书，1905年随父母到香港生活，先后入香港英皇书院、香港皇仁书院。1915年21岁时考入北京大学文本科英文学门。1918年北大毕业后，到广州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应陈独秀之邀担任《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翻译发表过不少介绍苏俄情况的文章。他曾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是中共建党初期53名党员之一。1921年中共一大后退党，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留学。1924年毕业回国后，任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教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山东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周恩来总理介绍，受聘为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曾几次向周恩来总理上书陈情。1979年1月18日，在广州病逝，享年85岁。

述会案友经过查阅北大历史档案，参考相关史料和书籍，我们对袁振英在北大学习及参加进德会、组织发起实社、投稿《新青年》等活动有了一个直观的了解。

一、就读英文学门

袁振英于1915年6月考取北京大学，入文本科英文学门，1918年7月毕业。初入北大时的校长是胡仁源。胡校长于1914年1月由北大工科学长被任命为校长后，拟定了《北京大学计划书》，强调“大学设立之目的，除造就硕学通才以备世用而外，尤在养成专门学者”。开始着手对北大进行一些整顿和改革：添招新生，添聘教员；文科增设了中国哲学门和英国文学门；遵教育部令成立校评议会；制定颁布了《北京大学分科规程》，以加强学校教务诸方面的管理；借款开始兴建有300余间房舍的北大红楼。至1916年秋，北大学生规模已增至1503人，校内聚集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治学严谨的知名教授。应该说胡仁源长校三年的工作，为蔡元培继任后对北大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当时的北大设文、理、法、工四科，英文学门属文科，文科学长为夏锡祺，1917年1月后为陈独秀。英文学门设有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史、英国史、西国文学史、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希腊文学史、罗马文学史、言语学、美学概论、英文修词（辞）及作文、英散文、亚洲文学名著（英译本）以及法、德、拉丁文等第二外国语等课程；教师有辜鸿铭、威尔逊、胡适、陶履恭、王启常、杨子馀、朱逿先、倭纳等；一、二、三年级周学时分别为23、26、23，其中包括8学时的第二外国语。北大档案馆档案中有袁振英修习以上课程的成绩记载，并注明他第二外语选修了德语。经过三年学习，袁振英于1918年夏季毕业。据1918年7月9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当年文本科哲学门、国文门、英文学门应毕业学生52人，其中除2人因成绩过劣留级，1人试卷未齐，2人主要科目不及格需补考外，共毕业学生47人。毕业生按三年平均成绩在80分以上、70分以上、60分以上分别定为甲、乙、丙三等，其中甲等毕业生13人，乙等毕业生28人，丙等毕业生6人。英文学门毕业生总计12人，甲、丙两等各2人，乙等8人。袁振英为乙等毕业生，名列该等第二位。

查阅到的资料表明，袁振英是一个珍视学习机会、求知欲望强烈、有自律意识的学生。1916年12月，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后，“依各国大学通例”，在北大实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 ”的办学方针。他在1917年1月9日的就职演说中，曾向学生提出“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项要求，并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1917年11月后，为推进教学与科研的结合，加强师生在科学研究中的互动，培养学生研究的习惯和能力，北大相继设立文科、理科、法科研究所，并制定《北京大学研究所简章》，聘请研究所教员，采取演讲、讨论、指示参考书等方式指导研究员进行选题研究。当时招收研究员的要求为：本校毕业生俱得以自由志愿入研究所，本校高年级学生得研究所主任之认可，亦得入研究所。本国及外国学者，志愿共同研究而不能到所者，得为通信研究员。据《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刊》公布的数据统计：1917年至1918年文科各学门研究所共招收研究员（不包括通信研究员）75人（次），冯友兰、孙本文等人均报名两门。研究员年纪最大者为哲学门廖道传，已过不惑之年，年纪最小者为国文门在读生、年仅二十岁的俞平伯。《北京大学日刊》1917年12月6日登载了文科英文门研究所教员及研究员名单，共有研究员8人，袁振英名列其中，并在5个研究科目中认定诗、戏曲、十九世纪散文三个科目。文科国文门研究所于1917年12月14日、28日、1918年1月18日连续三次召开小说科研究会，由周作人、刘复（半农）演讲有关小说问题，并指定研究题目与参考书。袁振英本不是国文门研究员，但三次均到会听讲，并认定小说《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作为研究题目。这三次小说科研究会，每次仅有3名研究员参加，另两位为国文门学生傅斯年和崔龙文。

当时，学校对学生上课纪律有一定要求，请假规则规定（上课）请假在一学期内每十小时应减学年或学科平均分数半分，凡未请假或续假而旷课者，每一时均作二时计算。《北京大学日刊》还经常公布请假、旷课的学生名单及时数，以示警戒。英文学门1918年7月第三学年学生考试成绩表中记载：总计13名学生中有8人的总平均成绩因请假等原因被扣分数，最高扣7.5分，最低为1分，而袁振英扣分一栏则为空白。

   北大三年的学习，可以说为袁振英在学识、学养、视野、能力、方法等方面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对其丰富人生的展开具有毋庸置疑的影响。

二、     加入进德会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进德会，面向全校师生招收会员。蔡校长在缘起中写道：“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疫然，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私德不修，祸及社会”，故倡议进德。他提出进德会会员等第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于前三戒外又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丙种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入会条件为注册愿为某种会员，公诸日刊，不咎既往。他指出入会效用有三：一可绳己；二可谢人；三可止谤。1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开始登载进德会报告，公布第一批会员名单，即甲种会员夏元瑮、李大钊等19人，乙种会员蔡元培等9人，丙种会员李煜瀛（石曾）等2人。1月31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第七批会员29人，其中袁振英注册为丙种会员。据进德会会员名册统计：截止1918年5月18日，进德会共有会员469人，其中职员92人，教员76人，学生301人；甲种会员349人，乙种100人，丙种20人。5月28日，进德会召开成立大会，之前曾以通讯方式在职员、教师、学生中分别选举出进德会评议员、纠察员。《北京大学日刊》6月3日载：共推选学生评议员傅斯年等16人，纠察员段烈文等31人，袁振英以43票当选为学生纠察员（得票排名第13位）。据6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所载进德会报告，还有24票选袁振英作评议员。当选的学生16位评议员中最后两人各得23票，但考虑到袁振英“纠察方面得票较多故当选为纠察员”。由此可见，袁振英当时在学生中是有一定影响的。

三、    发起组织实社

1917年春，袁振英与北大同学赵太侔、黄凌霜等发起组织“实社”，研究宣传无政府主义，并编辑出版《实社自由录》两辑。现北大图书馆仅存有第一册，由李煜瀛（石曾）题写的封面已不复存在，吴稚晖作后跋，（黄）凌霜撰写弁言。弁言主张在政治上实行无政府之组织，在经济上实行共产之真理。发起者太侔、震瀛、竟成、超海（黄凌霜）四人所作的实社意趣书则明确规定：实社以进德修学为宗旨，以研究无政府主义为范围；社员无国界男女之别，无职员社长等级，但从事政治生活人员不得加入。第一辑中署名震瀛（袁振英）的文章共有3篇。一为“生活革命之大潮流”，全文约370字，对十九世纪以来的战争和二十世纪以来的革命及其内容变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革命潮流的趋势做了一个青年学子的推测。另一篇为“结姻与恋爱”，译自美国高曼女士原著。其主要观点是赞成和宣传无婚姻的恋爱，反对无恋爱的婚姻。再一篇为通信“答鸿贵君”，阐述了自己对无政府主义观点的理解和认识。该刊所载文章文字精短，所涉内容宽泛，即便是现在翻阅也能真切感受到他们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愤懑，接触各种理论思潮时的兴奋和虔诚，以及为实现自身社会责任的抱负和追求。

据袁振英个人回忆，1912年在香港皇仁书院读书时，他曾与同学杜彬庆、钟达民等组织“大同社”，宣传无政府主义，主张无家庭、无国家，提倡世界大同；1919年在菲律宾组织华侨工党，担任工党机关报《平民日报》编辑，也曾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1964年2月、4月，袁振英在接受访问时，曾表示：“当时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的世界是无政府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无政府主义就是达到共产主义。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是独产主义，纯正的个人主义是主张‘个人为全体’、‘全体为个人’。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殊途同归’。”

实社后于1919年初与民声社、平社、群社合并为进化社。

四、投稿《新青年》杂志

1917年1月，陈独秀受聘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随迁北京。其撰稿人从原来以皖籍同道为主逐步发展成以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陶履恭、刘半农、鲁迅、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北大专兼任教员为主的群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参与了编辑部的工作，从而在北大迅速形成一个以《新青年》为核心的革新营垒。这种局面不能不对北大学子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新青年》的启蒙下，不少学生很快成为新思潮的追随者。

在校期间，袁振英曾有两篇文章见诸于《新青年》。一为译文“结婚与恋爱”，发表于第三卷第五号（1917年7月1日发行），与《实社自由录》第一辑中所载“结姻与恋爱”应为略有改动的同一篇文章；一为“易卜生传”，发表于第四卷第六号（易卜生专号，1918年6月15日发行），该文由胡适亲加按语，后成书出版。以上两篇文章的署名均用震瀛。

在此前后，也有其他北大学生投稿《新青年》。之前如第三卷第二号（1917年4月1日发行）的文章“金钱的功用及罪恶”，作者为何先（仙）槎，即文预科英文甲班三年级学生何思源。第三卷第四号（1917年6月1日发行）“托尔斯泰之平生及其著作”一文，作者凌霜，为哲学门学生黄天俊（文山）。之后至1918年7月，傅斯年、罗家伦、黄凌霜等相继发表“文学革新申议”、“青年学生”、“文言合一草议”、“德意志哲学家尼采的宗教”等长篇思想评论，俞平伯还曾作诗歌“春水”。经过新思潮的启蒙和洗礼，一些学子后来成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活跃分子。

北京大学历经百余年，教师和学生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的活动史是北大校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以袁振英在北大的历史留痕为例，发掘史实细节，对于搞清历史现象之间的关系，进而逐步厘清校史发展脉络想必会有一定的帮助。

谨以此文纪念袁振英诞辰115周年。